京津冀地緣相接，水脈相連，多年來一直是缺水嚴重地區，都不同程度存在地下水超采問題。

不久前，習近平總書記針對華北地區地下水超采問題作出重要指示，三地采取多種行之有效的措施強力壓采取得顯著成效。全國政協也將“華北地下水超采與地面沉降治理政策研究”作為長期關注問題進行跟蹤調研。

日前，京津冀三地政協再次圍繞京津冀地下水超采聯控聯治在天津座談協商。三地政協人資環建對口委員會、部分政協委員與水務等部門面對面溝通，希望凝聚共識，同心同向，形成針對性強、切實可行建議報送全國政協和三地黨政領導，以強有力的“綠水青山大聯動”行動更好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

產業結構及布局調整進展緩慢影響超采治理

京津冀地區以全國約2.3%的國土面積、不足1%的水資源，承載了全國8%的人口、9.5%的工業增加值、近26%的鋼鐵產量。水資源開發利用強度達到了106%，遠超過世界公認的安全警戒線40%，以至于大部分支流長期處于斷流狀態。

當地表水不足以支撐生產和生活用水時，地下水成為重要供水水源被大量開采。

有數據顯示，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華北地區地下水開采量快速增加，年開采量由200億立方米增加至2017年的363億立方米。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已形成20多個下降漏斗區，超采面積達到5萬平方公里。地下水嚴重超采導致河湖水面萎縮、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生態環境問題，對保障國家水安全和區域可持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

經調研，三地政協認為，目前京津冀地下水超采治理面臨的突出問題在于產業結構及布局調整進展緩慢。

地下水超采嚴重區還沒有切實踐行“以水定產”的發展理念，設施農業、水產養殖、工業園區規模超出水資源承載能力；產業結構調整力度不夠，限制高耗水行業發展力度不夠，超采嚴重區內工業和不合理灌溉用地下水還未納入退減時間表。而農業灌溉水源轉換難度大。調研發現，許多園區或企業管理者普遍認為用水成本在生產成本中占比很小，尚未控制地下取水總量，對全過程水管理的認識也不到位，對潛在的水風險認識不到位。

聯控聯治待加強

當前三地聯控聯治的現狀如何呢？會議指出，盡管三地在一些領域和項目上開展很多水資源保護合作，但還缺乏區域戰略協同、缺乏切實有效的聯動協作以及缺乏經費保障。

調研發現，目前三地基于行政轄區的思維模式和管理方式一直難以打破，上下游地區對地下水資源保護利用一體化的功能定位認識不清，產業布局不合理。

同時，三地在面積、人口、經濟等方面相差較大，現狀超采量也存在較大差異，受自身情況的限制，三地在飛地和交界地區的地下水超采防控防治工作中還存在時間節點不一致、步調不協調；加之三地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少地方政府難以提供長期有效的經費保障，迫切需要建立國家、地方、社會相結合的穩定的資金保障機制。

針對目前存在的狀況，三地政協、委員專家、水務等政府部門達成共識：建議國家將地下水超采綜合治理工作納入“十四五”規劃，把水資源特別是地下水資源作為華北地區最大的剛性約束，提高華北地區地下水超采與地面沉降綜合治理工作。細化落實京津冀三地地下水超采部級聯席會議舉措，建立京津冀專項聯系小組，聯合設立治理工作辦公室。進一步加強省市交界地區地下水超采治理的統籌協調、整體聯動；依托京津冀三地協同會商平臺，建立標準統一、時間節點一致的聯控聯治措施，通力配合執行、同步同向發力。

創新超采治理長效機制

會議強調，要創新京津冀地下水超采治理長效機制。

與會專家們認為，地下水超采綜合治理屬于公益性、基礎性工程，要深入開展體制機制改革，充分調動社會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吸引市場和社會資本的積極參與，通過經濟杠桿促進節水壓采。

要加快實現從供水管理向需求管理轉變，從粗放用水方式向集約用水方式轉變，從過度開發水資源向主動保護水資源轉變，從單一治理向綜合治理轉變。加快農業水價綜合改革、水權改革等體制機制創新，有效激發內在動力。建設基于物聯網和大數據云計算的智慧化超采治理決策支持和效果評估系統，為超采治理從行政化走向科學化、精準化提供基礎保障。

大家還提出，國家應加快推進南水北調中線后續工程和東線二期工程建設，進一步為地下水超采治理提供可靠替代水源，構建江水替換和回補地下水的政策體系，適當調減京津冀地區糧食生產任務指標。

三地政協希望用政協人的責任和擔當，以“綠水青山大聯動”，為京津冀綠色發展貢獻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