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

[1] 美國著名政治學理論家、歷史學家拉塞爾·柯克指出，“美國秩序源于對西方文明三千年歷史的萃取。基督教貢獻了自由秩序的基礎(chǔ)，希臘古典文明貢獻了藝術(shù)與科學，羅馬貢獻了政體與自然法，英國貢獻了法治與市場、習俗與盎格魯傳承。”參見拉塞爾·柯克：《美國秩序的根基》，張大軍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

[2] 參見劉德銀：《為政之常》，《江陵王家臺15號秦墓》，載《文物》1995年第1期；陳松長：《為吏治官及黔首》，載《岳麓書院藏秦簡 1-3 釋文（修訂本）》，上海辭書出版社2018年版；朱鳳瀚：《北大藏秦簡<從政之經(jīng)>述要》，載《文物》2012年第6期。

[3] 《老子》第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參見朱謙之：《新編諸子集成：老子校釋》，中華書局1984年版。

[4] 《荀子·強國》：“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閑，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參見王先謙：《新編諸子集成：荀子集解》，中華書局2013年版。

[5] 《荀子·強國》：“雖然，則有其諰矣。兼是數(shù)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參見王先謙：《新編諸子集成：荀子集解》，中華書局2013年版。

[6] 《荀子·非十二子》：“不知一天下，建國家。”參見王先謙：《新編諸子集成：荀子集解》，中華書局2013年版。

[7] 宋儒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中評其“以性為惡，以禮為偽，非諫諍，傲災(zāi)祥，尚強伯之道。論學術(shù)則以子思、孟軻為飾邪說，文奸言，與墨翟、惠施同詆。”參見晁公武著，孫猛校：《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8] 參見田漢云點校:《荀卿子通論》，《新編汪中集》，廣陵書社2004年版。

[9] 伊索克拉底在《致腓力辭》認為，“雅典在任何狀態(tài)下都不會安寧，除非希臘所有的大城邦結(jié)束彼此的紛爭，并把戰(zhàn)爭引向亞細亞，同時還要決心從蠻族人（波斯）那里奪取他們所享有的好處。”參見伊索克拉底:《古希臘演說辭全集：伊索克拉底卷（精裝）》，李永斌等譯，吉林出版集團2015年版。

[10] 參見保羅?卡特利奇：《亞歷山大大帝》，曾德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0年版，第48頁。

[11] 黑格爾指出，“亞歷山大的教養(yǎng)，有力地駁斥了關(guān)于思辨哲學對于實踐無用的那種流行說法。對于亞歷山大，亞里士多德不采用近代一般的淺薄的教育王子的方法來教育他，關(guān)于這一點，只要看看亞里士多德的誠懇認真，就可以很自然地意識到：亞里士多德是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的文化教養(yǎng)的。”參見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賀麟、王太慶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2] 《左傳·哀公·哀公七年》：“禹合諸侯于涂山，執(zhí)玉帛者萬國。”參見：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修訂本）》, 中華書局2016年版。

[13] 考古學已證實，商作為廣域王權(quán)國家之影響已到今日長江以南。夏是否作為朝代存在尚有爭議，但一派主流觀點認為，二里頭極為接近夏都。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教授表示，由文獻史學、考古學、測年技術(shù)科學等學科合作研究的結(jié)果證實：中國歷史上的夏朝是客觀存在的，夏史基本可信。參見新華社記者王丁、桂娟、雙瑞：《求解中國考古學“哥德巴赫猜想”——跨越60年的夏朝探尋》，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1/30/c_1125292348.htm。

[14] 《荀子·王制》：“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參見王先謙：《新編諸子集成：荀子集解》，中華書局2013年版。

[15] 參見托馬斯·阿奎那：《亞里士多德十講》，蘇隆編譯，中國言實出版社2003年版。

[16] 參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III.14,1285b25-30，苗力田、顏一、秦典華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17] 參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III.17,1288a25-30，苗力田、顏一、秦典華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18] 絕對王權(quán)的概念在歐洲思想史上擁有巨大的影響。中世紀教權(quán)高于王權(quán)，反對絕對王權(quán)的存在。從博丹的“最高主權(quán)”到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到霍布斯的《利維坦》，歐洲絕對王權(quán)的概念漸漸復活。其直接的政治實踐，就是法國路易十四“太陽王”的絕對王權(quán)統(tǒng)治。但也正是絕對王權(quán)導致了法國大革命的暴力。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對此做了深刻的批判。

[19] 參見托馬斯·阿奎那：《亞里士多德十講》，蘇隆編譯，中國言實出版社2003年版。

[20] 亞里士多德認為，“大多數(shù)人認為一個大邦必然較為幸福，或許他們是說得對的，但他們未必真正了解一個城邦為大為小的實義，他們以數(shù)量為標準，憑人口的多寡來判斷邦國的大小，但國勢強弱與其以人數(shù)來衡量毋寧以他們的能力為憑。如人們的各從其業(yè)，城邦也能各盡其用。凡顯然具有最高能力足以完成其作用的城邦才可以算是最偉大的城邦。”參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VII.4，1326a5-15，苗力田、顏一、秦典華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