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晚上7點鐘，上海南站，導演范士廣與3名攝制組成員柯丁丁、謝抒豪、周圣樂，坐上了一趟往武漢運送物資的綠皮火車，在臥鋪車廂里“咣里咣當坐了一夜”。抵達武漢后，一股電影鏡頭般的沖擊感迎面撲來：“在我的有生之年，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城市是空的，沒有人。”

在此之前，范士廣已經(jīng)在上海蹲點拍攝一個多月，記錄這座大城市的疫情防控狀況，沒有精準的預期，只想著“能拍多少是多少”。拍到3月，忽然接到獲批去武漢拍攝的通知，次日出發(fā)。

在武漢這座恍若靜止的城市里，范士廣待了28天。近一個月的時間，他與團隊采訪了上海援鄂醫(yī)療隊的近百位醫(yī)務人員，記錄下隔離病房里的瞬間，視頻素材長達3萬多分鐘。

日前，紀錄片《人間世》抗擊疫情特別節(jié)目播出。作為總導演，范士廣說：“有時反思，常常講述，總是記錄。支撐我們完成不可能任務的，不是藝術創(chuàng)作的激情，而是真實記錄的使命感。”

記錄真實并不容易。在火車上，范士廣與成員敲定了3個蹲點醫(yī)院：金銀潭醫(yī)院、同濟醫(yī)院光谷院區(qū)和雷神山醫(yī)院。確定分工后，范士廣每日早起搭車，在住處和院區(qū)之間往返，行程達100公里。在醫(yī)院蹲守時，他們必須跟醫(yī)護人員一樣習慣穿四五個小時防護服，眼球被護目鏡壓迫得凸起疼痛，時常感到缺氧。“一生都不會忘記那種感覺。熱是可以忍受的，但是缺氧受不了，是你怎么都克服不了的”。

記者出身的范士廣曾奮斗在新聞深度報道一線，而紀錄片與流動性強的新聞拍攝方法不太一樣，需要“蹲守式拍攝”—— 深耕一個地方，去觀察、熟悉、體驗、記錄，最后得出自己的觀察結果。“通過蹲守式拍攝，才能和所有的醫(yī)生、病人建立緊密聯(lián)系，對這里的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和疫情的關系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在紅區(qū)，一個人穿著防護服，如果不寫名字，你分不清這個人是醫(yī)生還是護士，分不清年齡，甚至分不清性別。但是反過來想一想，這其實是讓紅區(qū)的故事更加純粹，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會更加純粹。”在那樣一個“模糊個人信息”的環(huán)境里待了許久，范士廣感覺自己對醫(yī)護人員的認知更加清晰、深刻。

在紅區(qū)蹲守時，范士廣與一位護士坐在走廊聊天。她在這里照顧的一個病人前不久突然去世了，病人的手機留在了鐵柜子里。去世那天晚上，手機不停地響，直到?jīng)]有電。

另一個護士告訴范士廣，護理完一個無人陪護的去世病人之后，她把床推到走廊里，坐在大概10米的位置，像親人一樣陪著他坐了10分鐘。

這兩件事對范士廣觸動很大。“進入疫區(qū)，我們真正觀察到的，是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見不到的純粹，是更為本質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范士廣意識到，無論是插管醫(yī)生、護士還是清潔阿姨，每個人都有著獨特的個人記憶。“我們不應該只有宏大的敘事，一定要有個人回憶與經(jīng)驗的敘事。”于是，在主體性拍攝之外，范士廣開啟了一個計劃——采訪100個醫(yī)護人員，做一個口述史。

在制作時，范士廣與后期剪輯師起了爭執(zhí)。作為一個有經(jīng)驗的剪輯師，分集導演認為這個片子應該更像一個“片子”——敘事要有結構與邏輯，有精妙的設計和技巧性的勾連。但范士廣認為，做這件事情的初衷是想留存更多個人記憶，而不是因為剪輯需要把個人的記憶碎片化破壞掉。“不能為了完成敘事去消費別人。在重大災難面前，我們要好好想一想，這么做是不是對得起歷史？”

由于大型攝影器材消毒難度大，手機成為范士廣與團隊成員相當關鍵的拍攝工具，“拍完后，拍攝者從人員通道出來，手機通過污染物通道出來，用酒精泡過，拿出來之后都是濕淋淋的”。

每一次，當范士廣把手機重新打開，等待開機LOGO出現(xiàn)的時刻最為緊張，“生怕素材都沒了”。晚上回去后，范士廣坐在床頭掏出電腦和手機備份，一條一條傳送視頻。“如果視頻很大，備份是很慢很慢的。每個日日夜夜都是這么過的，傳完那一刻才能安心一點”。

在金銀潭醫(yī)院，一位女患者在離院前拿出紙筆，記下了每個護士的名字和電話號碼，一定要給他們鞠躬；一位市民穿著笨重的皮卡丘套裝，舉著“謝謝”的紙牌，站在路邊數(shù)小時為醫(yī)療隊送行。范士廣說：“這是很本真的一種東西。”

“以前我們可能不喜歡喊口號，感覺口號很空洞。”但在武漢經(jīng)歷了一切后，他對“謝謝你們”“武漢加油”這樣的字眼有了前所未有的理解和觸動。“每一次呼喊，一定有他自己內(nèi)心的故事和真實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