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酒器的名目、造型與使用

元代從西域傳來蒸餾酒，時名哈剌吉，不過時至明代，出現(xiàn)在南北宴席上的仍以黃酒為多。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二十五“燒酒”條曰：“燒酒非古法也，自元時始創(chuàng)其法……其清如水，味極濃烈，蓋酒露也。”又述其利弊，道“燒酒，純陽毒物也”，“與火同性，得火即燃，同乎焰消。北人四時飲之，南人止暑月飲之。其味辛甘，升揚(yáng)發(fā)散;其氣燥熱，勝濕祛寒”，“過飲不節(jié)，殺人頃刻”。相形之下，黃酒自然溫和得多。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九“酒”條曰“士大夫所用惟金華酒”，這是明代中后期時候的境況。而成書于康熙年間的劉廷璣《在園雜志》卷四“諸酒”條尚云“京師饋遺，必開南酒為貴重”。直到晚清梁章鉅《浪跡續(xù)談》卷四“紹興酒”一節(jié)仍曰“今紹興酒通行海內(nèi)，可謂酒之正宗”，“實(shí)無他酒足以相抗”。

(明) 佚名 漢宮春曉圖 (局部) 紙本墨筆

縱33.8厘米 橫562厘米 遼寧省博物館藏

《金瓶梅詞話》故事發(fā)生地點(diǎn)的山東清河雖為托名，但作者選取的素材該是以北方為主，而書中提到的酒，諸如金華酒、浙江酒、麻姑酒、南來豆酒，都是南酒，即便燒酒，亦為“南燒酒”，雖然這是很低檔的一類。劉公公送給西門慶的自釀木樨荷花酒，也還是以黃酒為酒基的配制酒，這些都與史料記載相一致。因此之故，明代的飲酒通常仍是習(xí)慣熱飲。只是酒注自元代始已不再流行與溫碗合為一副，器中酒冷，可以爐火隨時燙熱，明人習(xí)稱為“盪”，有時候所謂“篩”，也是這樣的意思，如《詞話》第五十七回，西門慶又叫道：“開那麻姑酒兒盪來。”第三十五回，“把金華酒分付來安兒就在旁邊打開，用銅甑兒篩熱了拿來”。又第四十六回書童兒道：“小的火盆上篩酒來，扒倒了錫瓶里酒了。”明陸噓云《世事通考·酒器類》因列有“既濟(jì)爐”，其下注云：“即水火爐也。”明末話本小說《鼓掌絕塵》第一回記述幾人道觀飲酒的光景，曰許道士“喚道童把壺中冷酒去換一壺?zé)嵝┑膩怼保劳恪斑B忙去掇了一個小小火爐，放在那梅樹旁邊，加上炭，迎著風(fēng)，一霎時把酒燙得翻滾起來”。遼寧省博物館藏明人《漢宮春曉圖》中的一段，是三個女子在山石邊擺了小桌投壺飲酒，旁邊侍女捧著酒注，山石側(cè)后的高桌一側(cè)放著酒壇和炭籃，火爐上坐著酒瓶，爐前侍女持扇，“加上炭，迎著風(fēng)，一霎時把酒燙得翻滾起來”，正是如此情景。常用的小火爐便是也用來烹茶的風(fēng)爐，出現(xiàn)在明代繪畫中的多是如此。不過在實(shí)際生活中，燙酒往往不把盛酒器直接放在爐火上加熱，而是置于注了湯亦即熱水的容器，則與爐火直接接觸的原是湯器，如此，在加熱過程中方才對酒毫無損傷。且看明李士達(dá)的一軸花卉圖，畫幅左下方一個火盆，盆中燃著的熾炭圍了一個提梁壺，敞開的壺口露出一截斜插在里面的瓶頸，這是燙酒的場景自無疑問。

金鑲寶飛魚紋執(zhí)壺

北京永定門外南苑明萬通墓出土

首都博物館藏

酒注，明代也稱酒壺、執(zhí)壺，或曰瓶。金銀酒注的典型樣式之一，是壺身瘦削，修頸，細(xì)流，鉤柄，外撇的壺口有蓋子，蓋頂通常一個寶珠鈕，鈕下每有攀索與鉤柄相系連。明人或依它的造型呼作金素、銀素;素，也作嗉，雞嗉也。《詞話》中的“團(tuán)靶勾頭雞膆壺”(第二十一回)，即是此物，而第四十九回所云“團(tuán)靶鉤頭雞脖壺”，便是更為傳神的名稱。典型樣式之又一種，則壺頸短而壺腹圓，開列在《天水冰山錄》嚴(yán)相府浮財中名作“墩子壺”的當(dāng)是這一類。尚有矮短高瘦介于二者之間的一種，常見的稱呼便是執(zhí)壺，如北京永定門外南苑明萬通墓出土的一把金鑲寶飛魚紋執(zhí)壺。而不論高瘦抑或矮短，壺腹多做出一個杏葉式開光。所謂“金素杏葉壺”“飛魚杏葉壺”“金麒麟杏葉壺”，登錄于《天水冰山錄》的嚴(yán)府家財此式金壺有十六把。“飛魚杏葉”“麒麟杏葉”，便是在杏葉開光中裝飾飛魚或麒麟。依照這里的名稱，北京右安門外明萬貴墓出土的一把金壺，是金素杏葉壺，出自湖北鐘祥明梁莊王墓的金壺，便是金墩子壺;今藏美國費(fèi)城博物館的明代執(zhí)壺，乃金鑲寶龍紋杏葉壺;今藏大英博物館的一把明代琺瑯執(zhí)壺，為麒麟杏葉壺。北京海淀八里莊明李偉夫婦墓出土一把銀六棱花鳥壺，首都博物館藏銅鎏金獅鈕蓋六棱花鳥壺一把，可與《天水冰山錄》的“金六楞草獸壺”相對照。蓋鈕巧制為獅子戲自然不同于通常的寶珠鈕，《天水冰山錄》登錄財產(chǎn)品名因此要特別標(biāo)出，如金素獅頂壺。湖北蘄春橫車鎮(zhèn)明荊恭王墓出土獅鈕蓋金壺一把，也是這一類。至于北京定陵出土白玉壽字杏葉壺，品級卻又獨(dú)在諸器之上了。

金素杏葉壺

北京右安門外明萬貴墓出土

與前朝相較，明代酒具最顯著的不同是酒盞的尺寸和造型，一面是尺寸小了，一面是由宋元時代的撇口淺腹而易為斂口深腹，當(dāng)然這里的深和淺是相比較而言。明人編纂《增補(bǔ)易知雜字全書》中的“盞”圖，是它的一般樣式，而同書下欄文字部分的“磁器酒器石器門”，又有合成一個詞條的“鐘盞”。其實(shí)明人稱“盞”稱“杯”稱“甌”稱“鐘”，所指并不十分確定，《三才圖會》中的“甌”圖，即有四種樣式，此“甌”，也可以視作“鐘”的雅稱。從實(shí)際運(yùn)用來看，鐘的名稱更為普遍，并且它在明代適用的范圍很廣，不僅飲酒之器可曰酒鐘，吃茶之器也可曰茶鐘—《朱氏舜水談綺》卷下“器用”一項(xiàng)列有“鐘”，釋云：“茶鐘，酒鐘”。此外，鐘的式樣也并不一致：或大或小，或平底或高足，或無柄或有柄，概可稱“鐘”。湖北蘄春劉娘井明荊端王次妃劉氏墓出土一個靈芝柄嵌寶小銀杯，底有銘文曰“銀鐘一個重一兩四錢八分整”。器以自銘，它似乎可以視作明代酒鐘的標(biāo)準(zhǔn)樣式，但如前所述，銀鐘的名稱實(shí)際上并非此式所專用。

錫杏葉茶壺 北京定陵出土

宋元時期流行的臺盞，即承盤盤心聳出一個高臺，高臺上承酒盞，到了明代已近乎隱退，雖然名稱猶存。此際曰“盤盞”，曰“臺盞”，或曰“臺盤一副”，其實(shí)所云皆為宋元稱作“盤盞”的一類，《三才圖會》中的盤盞圖與明墓出土自銘“臺盞”者式樣幾乎無別，即是明證。明代盤盞一副中的承盤，就造型而言，與元代式樣相比變化不是很大，中心凸起的淺臺多以蓮瓣紋為飾，其風(fēng)格趨于規(guī)整。湖北蘄春蘄州鎮(zhèn)雨湖村明都昌王朱載夫婦墓出土金臺盞一副，金盞式樣與前舉劉娘井墓出土銀鐘相同，承盤中心是一個矮矮的覆蓮座，盤口沿銘曰：“嘉靖十九年二月內(nèi)造金臺盞一副共重二兩八錢二分整。”也有與《三才圖會》盤盞圖相類即盞為雙耳者，都算作明代盤盞亦即臺盞一副的一般樣式。

剔犀銀里鐘 〔英〕大英博物館藏

宴席中人手一只的酒鐘尺寸固然是小—在西人利瑪竇看來，“他們的杯子并不比硬果殼盛的酒更多”，但幾巡過后，便常常會換取大鐘，此鐘每每式樣別致，于是用它“勸飲”“傳飲”，或曰“侑酒”。明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上《翡翠硯》一則曰：崇禎丁丑初春，偕何青丘、楊獻(xiàn)可、郝東星觀梅靈谷，“金陵蔣生為地主，攜集花下，出碧玉勸飲”。又同書《宣和玉記》曰：文石公大韶家有祖?zhèn)魉涡陀赜?兩件，視為珍愛，“文石居平晨起，即科頭坐快閣上，用五色筆批評古書數(shù)葉，巾櫛后即把玩古彝鼎，展名畫法書，薄暮則設(shè)席款客，令歌僮度曲，出所珍雙玉，佐以文犀奇窯諸爵，琳瑯溢目，坐客常滿”。李玉《一捧雪》第二出，莫懷古離家赴京之前在書齋設(shè)酌，與兒子莫昊和西席方先生敘別，席間莫懷古道：“先生洪量，何須用此小杯。”因命仆人莫誠“取古玉杯來”。及至盤龍和玉杯亦即“一捧雪”取來，賓主賞玩一回，嘆為至寶，遂用它“斟酒”“傳飲”。三例中的玉杯都是筵席常設(shè)之外的殊器，特用于席間傳玩勸飲以助興。再有，宴席初開，賓主禮敬，用作“把盞”的酒杯也總要別擇美器。古玩自然最為珍罕，玉器則每在諸品之上，此外有鑲嵌珠寶及制作精巧的金器。北京永定門外明萬通墓出土一件金鑲寶桃杯，金杯以老干做柄，柄上伸展出金枝金葉，金葉和杯心分別鑲嵌紅藍(lán)寶石。萬通為皇親，姊姊是憲宗寵愛不衰的萬貴妃，席間有這樣一只把盞傳飲的金杯，也只算得平常。

二、 饌器中少不得的茶具

與前朝相同，一席饌器中少不得茶具，不過兩宋時代茶湯多在酒后，《金瓶梅詞話》中的描寫卻每每飲茶在先，且以果茶為常，因此總會配上一柄取果的茶匙。高濂《遵生八箋》卷十四《飲食服饌箋·上》論茶事曰：“茶有真香，有佳味，有正色。烹點(diǎn)之際，不宜以珍果香草雜之。”“若欲用之，所宜核桃、榛子、瓜仁、杏仁、欖仁、栗子、雞頭、銀杏之類，或可用也。”以下的“茶具十六器”中列有“撩云”，注曰：“竹茶匙也，用以取果。”且看利瑪竇眼中的一番情景：“客人就座以后，宅中最有訓(xùn)練的仆人穿著一身拖到腳踝的袍子，擺好一張裝飾華美的桌子，上面按出席人數(shù)放好杯碟，里面盛滿我們已經(jīng)有機(jī)會提到過的叫作茶的那種飲料和一些小塊的甜果，這算是一種點(diǎn)心，用一把銀匙吃。”湖北鐘祥明梁莊王墓出土一柄金茶匙，細(xì)長的匙柄做出一段竹節(jié)紋，匙葉輕薄形若一枚杏葉，葉心圖案為團(tuán)花，花心一朵小簇花鏤空做，通長15.5厘米，重11.8克。定陵出土的銀鎏金茶匙，匙葉圖案造型為時尚紋樣蝶趕菊，菊花的特征用花蕊來表現(xiàn)，卻是花瓣之間鏤出規(guī)整的五個細(xì)孔;竹節(jié)紋的匙柄之端一朵如意云頭，長17.7厘米，重12克。如此輕巧和秀逸，原是承襲了宋元金銀茶匙的造型和工藝，而前一例的樣式，便是《詞話》中說到的“金杏葉茶匙”。

錫提梁壺

四川崇州萬家鎮(zhèn)明代瓷器窖藏

茶壺或有提梁，北京定陵出土明器中一件自銘“錫杏葉茶壺”者，為式樣之一。有柄有流的一種，與酒注造型的大致區(qū)別在于前者矮壯，后者瘦高。山西汾陽圣母廟明代壁畫中圣母出宮的行列里并行著捧了金酒壺和金茶壺的宮女，正可見出茶酒器的這一分別。出自北京定陵的一把銀壺為孝靖皇后物，通高13.8厘米，是矮壯的茶壺樣式。茶壺又或用古稱叫它湯瓶。《詞話》第二十回，“只見李瓶兒梳妝打扮”，“迎春抱著銀湯瓶，繡春拿著茶盒，走來上房，與月娘眾人遞茶”。此銀湯瓶即銀茶壺。早期酒注與湯瓶的區(qū)別很小，而酒注原是從湯瓶中分化出來，長沙窯址出土的這兩類器具造型幾乎相同，因此有的酒注特別在器身表明“此是飲瓶不得別用”。其實(shí)在日常生活中，器具的使用本來是很靈活的，《遵生八箋》卷十一《燕閑清賞箋》“論古銅器具取用”一節(jié)提到，硯爐“右方置一茶壺，可茶可酒，以供長夜客談”。

三、 其他饌席器具

饌席用器自然還要有大盤小碟、菜碗、湯碗以及飯碗和匙箸，不可或缺的尚有各式攢盒。故宮藏《朱瞻基行樂圖》在投壺場景中繪出皇帝一個人的餐桌和餐具：果盤、菜碟，金碗四只、箸一副，金杏葉壺、金臺盞以及攢盒，由此臨時備下的酒食點(diǎn)心而可見宮廷用器之一斑。上海閔行區(qū)明南京吏部尚書朱恩家族墓出土銀器一組：酒注、高腳杯各一;茶壺、茶鐘各一;匙與盤各一。這是仕宦之家最基本的幾樣饌席。

(明) 青玉透雕雙螭耳杯

河南博物院藏

四、 講究的豪奢盛宴

酒器的質(zhì)地仍以陶瓷為多，此外則漆木、銅錫、金銀、犀玉。明以前習(xí)用的碗盞加金銀的辦法，明代已很少采用。而宋代出現(xiàn)的剔犀銀里碗盞，此際大為盛行，剔犀之外，也還有胡桃木、香木之類，如登錄于《天水冰山錄》的“金廂檀香酒一十二個”“金廂香木酒盃一十個”。今藏大英博物館的兩件剔犀銀里杯，其一為高腳杯，其一即類于《詞話》中說到的“銀鑲大鐘”。金銀酒器的使用明初尚有所限制，談遷《棗林雜俎》智集“品官酒具”條曰：“一二品官酒器俱黃金，三品至五品銀壺金盞，六品至九品俱銀，馀人用瓷、漆、木器。按：太祖起兵間，習(xí)于節(jié)儉，又深懲貪墨，而定品官器具，不為寒乞，則所謂彬彬郁郁也。”不過豪奢風(fēng)起，制度即成空文。明成化說唱詞話《新刊全相說唱張文貴傳》中的筵席便極見排場：“父母留兒留不住，安排打扮小官人。便在廳前排派筵會，十分管待廣鋪陳。東邊掛起神仙畫，西邊掛起鳳歸林。黑漆卓子排定器，犀皮交椅兩邊分。金盞金臺金托子，金匙金箸插金瓶。珍饈百味般般有，四時果子及時新。”雖非紀(jì)實(shí)之作，卻與實(shí)際情況相去不遠(yuǎn)。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三十四記述道，“嘗訪嘉興一友人，見其家設(shè)客，用銀水火爐、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臺盤一副，是雙螭虎大金杯，每副約有十五六兩”;又洗面銀盆，焚香金爐，“僭侈之極，幾于不遜矣”。所謂“銀水火爐”，即前引《世事通考·酒器類》中的“既濟(jì)爐”，亦即水火合為一器的溫酒之器，四川崇州萬家鎮(zhèn)明代瓷器窖藏中有錫制的水火爐。這里說到的“金滴嗉”，應(yīng)即金素壺。由北京右安門外明萬貴墓出土以及河南博物院藏螭虎雙耳白玉杯，可以推知“雙螭虎大金杯”式樣之大略。既曰“金臺盤一副”，那么當(dāng)有與螭虎杯紋樣一致或相與呼應(yīng)的承盤，這是宋元時代流行的“教子升天”演變而來的傳統(tǒng)樣式。一席賓客二十余，人手一副金臺盤，如此豪奢，《金瓶梅詞話》里富甲清河一縣的西門大官人也未能望其項(xiàng)背，不過此例卻正是小說敘事的一個旁證。

(明)朱瞻基行樂圖(局部) 絹本設(shè)色

縱36.7厘米 橫690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詞話》中的酒事，多為西門慶家的酒事，那么也可以說是明代豪門富戶之家的酒事。它當(dāng)然無法與宮廷宴席相比，—不可能有彼之規(guī)模，也不可能有彼之排場，如《朱瞻基行樂圖》所繪一個人的飯桌那樣的排場。胸?zé)o點(diǎn)墨的暴發(fā)戶，酒事中更不可能有士子才人的雅韻風(fēng)流，文震亨《長物志》所倡言的度越儔俗之清奇又豈是西門大官人所能夢見。袁宏道作《觴政》，以歷代酒經(jīng)、酒譜等為內(nèi)典，莊子之文、屈子之賦、《史記》《漢書》、陶集、白詩等有酒事并酒趣、酒韻者為外典，又特意舉出《水滸傳》與《金瓶梅》為逸典。《金瓶梅詞話》自然不是“酒話”，不過西門慶在世的七十九回里倒有七十七回不曾離了酒，而為作者所驅(qū)遣的諸般酒事每每一石三鳥藏了布算，或草蛇灰線埋下線索，種種物理人情正可見明代酒事中的世相百態(tài)，輔“觴政”為“逸典”，袁中郎讀《金》有得也。不過這里不是討論小說，而是特欲借此一枝寫實(shí)的筆去認(rèn)識明代酒文化，因?yàn)榇饲叭魏我徊繒P(guān)于酒事，都沒有如此入微傳神的細(xì)節(jié)刻畫。

銀素

湖北蘄春蘄州鎮(zhèn)雨湖村明都昌王朱載夫婦墓出土

酒食器具，求雅，依然玉器為最，但鋪展奢華，則仍以金銀為要。《詞話》中的酒食桌上，壺盞匙箸便多為金銀。出現(xiàn)在書里的小金壺，銀素，銀執(zhí)壺，團(tuán)靶鉤頭雞脖壺;銀鑲鐘兒，銀高腳葵花鐘，小金蓮蓬鐘兒，小金菊花杯，大金桃杯;金臺盤一副，小金把鐘兒銀臺盤;金箸牙兒，大都有明代實(shí)物可見。金臺盤一副，前舉蘄春明都昌王朱載夫婦墓出土者即是也。出自北京朝陽區(qū)三里屯明墓的一只金杯，所謂“小金把鐘兒”，它可以為例。大英博物館藏一件銀承盤，中心凸起一個矮矮的覆蓮座，座心鏨一朵靈芝，周環(huán)魚子地上鏨刻四季花卉，此即銀臺盤也。大金桃杯，也有前面舉出的明萬通墓出土金鑲寶桃杯，只是如此鑲嵌珍寶，尚非西門慶家用物可及。《詞話》第十六回，李瓶兒早又為西門慶預(yù)備下一桌齊整酒肴，“親自洗手剔指甲，做了些蔥花羊肉一寸的扁食兒，銀鑲鐘兒盛著南酒”。出自湖北蘄春縣蘄州鎮(zhèn)黃土嶺明荊藩宗室墓的暗八仙壽字銀鑲木鐘，高3.1厘米、口徑4.7厘米，常州博物館藏銀鑲木鐘便都是銀鑲鐘兒。第三十四回里的“銀高腳葵花鐘”，衢州博物館藏一對晚明的金高腳菊花鐘或可參照。銀執(zhí)壺，與上海閔行區(qū)朱行鎮(zhèn)明朱恩家族墓地出土之器當(dāng)相去不遠(yuǎn)。第三十一回《琴童藏壺覷玉簫·西門慶開宴吃喜酒》中惹出好一番熱鬧的銀執(zhí)壺，即是此類。第三十四回，書童兒買了酒食到李瓶兒房中，“教迎春取了把銀素篩了來，傾酒在鐘內(nèi)，雙手遞上去”。銀素，湖北蘄春明都昌王朱載夫婦墓出土的一把正是很標(biāo)準(zhǔn)的樣式。而西門慶送給蔡太師贄見禮的“赤金攢花爵杯”，湖北鐘祥明梁莊王墓出土金爵杯可以當(dāng)之。至于筵席必設(shè)的果盒和攢盒，諸如方盒、罩漆方盒、彩漆方盒、小描金方盒、螺甸大果盒，在明代傳世品中自是常見。開在當(dāng)街的“各樣描金漆器”鋪以及常常是裝在攢盒里的“細(xì)巧茶食”，也都是仇英《清明上河圖》中的風(fēng)俗畫面。

(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局部) 絹本設(shè)色

縱30.5厘米 橫987厘米 遼寧省博物館藏

明代的飯桌是逢到吃茶點(diǎn)心、用酒飯的時候才臨時擺下，并且可以依據(jù)主人的需要隨處安放。如《詞話》第三十四回：西門慶陪應(yīng)伯爵在翡翠軒坐下，因令玳安放桌兒。又第三十六回，西門慶陪安進(jìn)士游花園，“向卷棚內(nèi)下棋，令小廝拿兩桌盒，三十樣，都是細(xì)巧果菜鮮物下酒”。仇英《清明上河圖》中的一個深宅大院里高起一座露臺，上面支了布篷，下設(shè)酒桌，中間一具攢盒，四士圍坐，一邊立著兩個童子，其中一人捧酒壺，欄桿旁的童子扇著風(fēng)爐烹茶，是相類的情景。何等式樣、何等大小的桌子，也要依人物多寡、人物的尊卑親疏乃至就食地點(diǎn)臨時擇取。明宋詡《宋氏家規(guī)部》卷三“奉賓客”一節(jié)說道：“凡有賀謝多儀而來，必留，列卓，特致誠敬。”“凡有執(zhí)贄而來，必留，列卓，特致誠敬，或饋以饌，或侑以幣，視齒德尊貴隆以殊禮絕席。”“凡初識，留飲必列卓，凡常見，留飲必團(tuán)坐。”“列卓宜豐(用官卓)，團(tuán)坐宜殺(用宴幾，倪云林制有長、中、短七卓，縱橫共七十有六則)。”“殺”與“豐”相對言，減也。官卓即大桌，《詞話》第五十五回道翟管家為西門慶洗塵，“不一時，只見剔犀官桌上列著幾十樣大菜，幾十樣小菜，都是珍饈美味”，正所謂“列卓宜豐”。而同書第四十九回西門慶迎請宋、蔡二巡按，“只見五間廳上湘簾高卷，錦屏羅列，正面擺兩張吃看桌席，高頂方糖，定勝簇盤，十分齊整”，卻是列桌的極盡豐美了。末后西門慶令手下把兩張桌席，連臺盤、執(zhí)壺等金銀器具都裝在食盒內(nèi)，共二十抬，一并送至二巡按的船上。如是體面的行賄與受賄實(shí)為酒事的一大妙用。當(dāng)日蔡御史留下飲酒，席間西門慶央及蔡至兩淮巡鹽任上早放他幾日鹽引，蔡遂滿口應(yīng)承。此前西門慶說動同官夏提刑共通貪贓枉法放走殺主奪財?shù)拿缜啵彩窍扔昧司谱郎系墓Ψ颉５谒氖呋兀鏖T慶把夏提刑邀到家來，“門首同下了馬，進(jìn)到廳上禮，請入卷棚內(nèi)寬了衣服，左右拿茶上來吃了。書童、玳安走上，安放桌席擺設(shè)”。“須臾，兩個小廝用方盒拿了小菜，就在旁邊擺下，各樣雞、蹄、鵝、鴨、鮮魚，下飯就是十六碗。吃了飯，收了家火去，就是吃酒的各樣菜蔬出來，小金把鐘兒，銀臺盤兒，金鑲象牙箸兒。飲酒中間，西門慶慢慢提起苗青的事來”。這里的“小金把鐘兒，銀臺盤兒”，原是合成一副的金盞銀臺，同書第七十二回，西門慶往王招宣府中赴席，與林氏見過禮之后，“因見文嫂兒在傍，便道：‘老文，你取付臺兒來，等我與太太遞一杯壽酒。’……文嫂隨即捧上金盞銀臺”，即此。較之連同桌席一并送給巡按御史的金臺盤成副雖然差了一等，卻也不是家常所用，正如第四十九回西門慶陪著蔡御史月下飲酒，“于是韓金釧拿大金桃杯滿斟一杯，用纖手捧遞上去”，—酒器的使用總是用了心思的。第二十五回西門慶為蔡太師備下生辰擔(dān)中的“兩把金壽字壺”，即不曾見于家里的飯桌，雖然一頓早餐也是使著銀器酒菜齊上：第二十二回，臘月初八日，西門慶早起，約下應(yīng)伯爵，與大街坊尚推官家送殯。等了伯爵來了，西門慶道：“教我只顧等著你。咱吃了粥好去了。”

“隨即一面吩咐小廝后邊看粥來吃。就是四個咸食，十樣小菜兒，四碗燉：一碗蹄子，一碗鴿子雛兒，一碗春不老蒸乳餅，一碗餛飩雞兒，銀廂甌兒里粳米投著各樣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兒”。“小銀鐘篩金華酒，每人吃了三杯”。

(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局部) 絹本設(shè)色

縱30.5厘米 橫987厘米 遼寧省博物館藏

未酒，先茶，酒具的使用既非隨意，茶器的選擇也不能不講究。《詞話》中吃的都是果茶，因此茶鐘之外，一柄茶匙是不能少的。第七回，西門慶與孟玉樓正說著話，“只見小丫鬟拿了三盞蜜餞金橙子泡茶，銀鑲雕漆茶鐘，銀杏葉茶匙。婦人起身，先取頭一盞，用纖手抹去盞邊水漬，遞與西門慶”。第十二回寫西門慶在煙花院中，“少頃，鮮紅漆丹盤拿了七鐘茶來。雪綻般茶盞，杏葉茶匙兒，鹽筍芝麻木樨泡茶，馨香可掬”。第十五回則是同樣的場地，不過把茶換了樣，卻也是“彩漆方盤拿七盞來雪綻盤盞兒，銀杏葉茶匙，梅桂潑鹵瓜仁泡茶”。而第三十五回夏提刑的來訪，一番光景又有不同，“棋童兒云南瑪瑙雕漆方盤拿了兩盞茶來，銀鑲竹絲茶鐘，金杏葉茶匙，木樨青豆泡茶吃了”。可知艷色漆盤，細(xì)白瓷盞，金銀茶匙，是很精致的一套奉茶待客之具，而一柄茶匙在小說里不僅未曾忽略，且特別借了金、銀質(zhì)地的不同見出來客的身份不同。至于款待夏提刑取用的“金杏葉茶匙”，前舉梁莊王墓所出者即是也。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