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同步放緩 前景依然難言穩定

本報駐華盛頓記者 關晉勇

“全球經濟陷入了同步放緩的境地。”這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判斷，也是眾多國際機構和經濟學家的共識。2019年，世界經濟預期增速降至10年來最低、制造業和貿易低迷、貿易和投資爭端加劇、產業格局和金融穩定受到沖擊,世界經濟在多重風險和挑戰下逆風前行。

不確定性影響經濟增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19年世界經濟增速僅為3％，創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最低水平。其中，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速將放緩至1.7％，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速將放緩至3.9％。

發達經濟體增長繼續放緩。在美國，盡管就業和消費在政策刺激下依然勢頭強勁，但與貿易相關的不確定性已經對投資產生了負面效應。歐元區出口減弱，經濟增速下調，同時英國脫歐的相關不確定性繼續影響英國經濟增長。受國際貿易緊張局勢溢出效應影響，經濟增長率下調幅度最大的是亞洲發達經濟體。

盡管新興市場國家繼續保持較高增速，但增長率有所下調，部分原因在于貿易和國內政策的不確定性。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羅斯和南非等國2019年的經濟增長率低于2018年，但2020年增長率有望回升。非大宗商品出口國（如越南和孟加拉國）有望出現經濟強勁增長，但大宗商品出口國仍將乏善可陳。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們提出，經濟前景面臨的下行風險居高不下。貿易壁壘和英國脫歐等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可能會進一步擾亂供應鏈并阻礙信心、投資和經濟增長。這種緊張局勢以及其他國內政策不確定性可能會對新興市場經濟體和歐元區經濟增長的預期回升產生不利影響。一旦這些風險成為現實，可能導致風險情緒突然轉變，并使得低利率多年累積的金融脆弱性暴露出來。

制造業與服務業分化加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顯示，2019年經濟增長低迷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制造業和國際貿易在全球范圍內大幅放緩。關稅增加以及貿易政策相關不確定性的長期存在，導致投資和需求雙雙下降。汽車行業同樣因為一些特殊沖擊而呈現收縮態勢，這些沖擊包括歐元區等國家出臺新排放標準造成的干擾。因此，2019年上半年貿易增長率為1%，是自201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與疲軟的制造業和貿易相比，全球多數地區服務業保持著良好狀態，勞動力市場依然活躍，工資保持健康增長。制造業與服務業之間的差異已經持續了相當長的時期，經濟學家們擔心制造業會對服務業部門產生溢出效應。一些先行指標在美國、德國和日本已經走弱，僅在中國仍然保持穩健。

寬松貨幣政策治標不治本

今年，世界經濟3%的緩慢增速是在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幾乎同步大幅放松貨幣政策的情況下出現的。由于沒有通脹壓力，各主要中央銀行采取了先發制人行動，以減少經濟增長面臨的下行風險并防范通脹預期“脫錨”，為活躍的金融環境提供了支持。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評估，如果沒有貨幣政策刺激，2019年和2020年的全球經濟增長率均將下降0.5個百分點。央行的寬松政策抵消了國際貿易緊張局勢負面影響，但這種影響估計2020年將導致全球GDP水平累計下降0.8%。由于各中央銀行不得不動用有限的儲備來彌補政策失誤，當經濟陷入更艱難的處境時，其儲備可能已經所剩無幾。

雖然寬松貨幣政策支持了經濟增長，但必須防范金融風險積累。由于利率預計將“長期走低”，金融脆弱性極有可能會不斷增加，有效的宏觀審慎監管勢在必行。各國應當同時開展結構性改革，以提高生產率、經濟韌性和公平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發達經濟體的低通脹可能會變得根深蒂固，并且可能會進一步限制未來的貨幣政策空間，從而制約其有效性。

更均衡方式拉動經濟增長

當前，通過長期協議消除已有貿易壁壘以及控制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成為首要任務。此類行動可以極大地增強信心、重振投資、制止貿易和制造業下滑，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為了防范經濟增長面臨的其他風險并提高潛在產出，應當以一種更加均衡的方式支持經濟活動。

貨幣政策不應是唯一的政策手段，在仍有財政空間并且財政政策不具有過度擴張性的國家，應當同時提供財政支持。德國等國應利用負借款利率投資于社會和基礎設施。如果經濟增長狀況進一步惡化，可能需要針對國家的具體情況采取多國協調一致的財政應對措施。此外，技能培訓有助于提高勞動力和產品市場靈活度，能夠幫助扭轉發達經濟體內部的地區差距。

在一般發達經濟體中，各地區勞動力市場表現差異化的原因是自動化而非貿易沖擊，這需要通過開展適當的技能培訓來幫助勞動力隊伍為未來做好準備。同時，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以及低收入發展中國家應當繼續推進結構性改革，適當安排改革的次序和時間很重要。

綜上所述，2020年全球前景仍然不穩定。在2019年經濟增長率為3%的形勢下，不容出現政策失誤，并且迫切要求政策制定者開展合作，緩解貿易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此類行動除了支持經濟增長外，還能幫助促進必要的合作解決方案，進一步完善國際貿易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