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員簡介：

唐寧，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新民晚報》高級記者。

西南鋁加工廠3萬噸水壓機、國營780廠電視機生產線、攀枝花鋼鐵廠出鐵……成就展現場，一張張的珍貴老照片將人們的記憶拉回到半個多世紀前那熱火朝天的勞動現場。三線建設，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對于許多人來說，它已經面目模糊。然而，在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上海《新民晚報》高級記者唐寧眼里，它不光是宏偉的國家工程，更是一代人用青春和熱血、奮斗和犧牲寫就的鮮活歷史。

上世紀60年代中期，國際局勢日趨緊張，為加強戰備，中共中央作出一項重大戰略決策：建設三線。1964年，毛澤東在《關于工業的發展問題（初稿）》上批示：“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三線建設的重點在我國西南、西北，是逐步改變我國生產力布局的一次由東向西轉移的戰略大調整。

“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在這樣的時代洪流中，400萬工人、干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響應時代號召，奔赴四川、貴州、云南、重慶、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湘西、鄂西、豫西等大三線地區，及全國各省區市腹地的小三線地區，在深山峽谷、大漠荒野之中，他們風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

“那是一個激情澎湃的年代。很多人是主動爭取要去的，甚至有人去之前寫了血書。”唐寧說。十幾年前，在上海《新民晚報》工作的唐寧，偶然接觸到當年去貴州支援三線建設的上海職工群體，從此關心起他們的經歷和命運。在最終唐寧所著的口述史《歸去來兮》中，一百多人的回憶，拼接成一部親歷者的三線建設史。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剛讀完了《人民日報》的號外，就任上海光學儀器廠黨委書記不久的葛民治就接到了上級的通知，要讓廠里的重要骨干帶著制造潛望鏡的項目內遷。上海光學儀器廠一分為二，將大半的工廠骨干約800余人動員內遷，遷往邊遠的貴陽遠郊，取名為貴州新添光學儀器廠。

“誰沒有年輕過？哪個年輕人沒有過理想和沖動呢？”對于追求進步的年輕人來說，內遷是一件光榮的事。青年工人紛紛找到車間和廠領導要求內遷，甚至很多職工為名單上沒有自己而放聲哭泣。當去派出所注銷戶口時，民警讓他們仔細想一下，但很多人覺得“不就是一張紙嗎”，便撕下了這頁紙，踏上了內遷之路。

當年26歲的光學車間團支部書記顧早明，在廠里的動員會中跑上臺去，報名去貴陽參加建設。發言后，他感覺意猶未盡，用滬語唱起了歌曲《打起背包走天下》：打起背包走天下呀，我們要聽黨的話。哪里需要哪里就是——我的家！

有人問：“小顧啊，你是真的要去，還是嘴上說說的？”顧早明馬上跑到辦公室，咬破右手小拇指，擠出鮮血，在信紙上寫下三個字：決心書。然后用鋼筆接著寫：“我堅決響應黨的號召，強烈要求去支援三線建設，全家一起革命！” 他的妻子沈菊英是小學老師，是個老實人，二話不說就跟著去了，抱著不到1歲的小女兒，孩子們的戶口也被遷走了。

廠黨委關起門討論了三天，結合工種、政治表現和業務素質，對逾千名職工逐個研究和調配。部分實在難以取舍的部門和人員，按工號單雙數做決定，最終定下了800個職工的名單和工號，人稱“八百壯士”。不到1967年底，貴州新添光學儀器廠就投入了生產，而且生產出了第一部潛艇用潛望鏡……

唐寧歷經數年采訪，通過新添光270多名職工和更多隨遷家屬的口述和回憶，整理歷史檔案，寫成了40萬字的作品《歸去來兮》。這是大三線建設時代洪流中的一脈，也是由上海西遷的304個項目、411家工廠、9.2萬職工里的一個典型樣本。唐寧寫下這些人的故事，并在《歸去來兮》一書中，鄭重地附上了“八百壯士”的姓名，她想為這些“無名者”立傳。若干年后，他們回城時，發現自己已經不再是上海人，就醫、子女求學、退休遇到種種麻煩，這樣的際遇讓人感慨。驕傲和喜悅、失落和迷惘，在他們身上矛盾地交織。對于許多人來說，這一去，就是一生。

當年，在從上海西下的列車中，有很多嬰兒被父母抱著，開啟了襁褓之中的大遷徙。這些孩子中，便有后來成為電影導演的王小帥。

王小帥的父親王家駒，原本在上海戲劇學院任教，來到貴州后，沒有合適的工作，只好做起了工廠的油漆工。對于童年的王小帥而言，自己的身份充滿疑惑，一睜眼就是貴州的群山環繞，故鄉上海只存在于遙遠美好的想象中。這樣的成長經歷，在他的電影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王小帥導演的《青紅》、《我11》、《闖入者》，直到后來的《三線人家》，一再講述著三線故事。在命運的巨大張力面前，主人公的興奮、苦惱和彷徨，都充滿戲劇沖突。電影《青紅》中，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三線工廠昔日榮光不再，青紅的父親為了女兒將來能遷回上海，嚴厲管教青紅，不許跟當地的小伙子談戀愛，卻釀成了悲劇。青紅一家人的故事來自于王小帥的隔壁鄰居，他們便是當年貴州新添光的職工。

從1964年至1980年，三線建設共投入2052億元，占全國基本建設投資40%。在交通閉塞的內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興工業城市30個，建成了軍民品重大科研生產基地45個，通車了成昆、川黔、貴昆、湘渝鐵路等10條鐵路干線，修建公路25萬公里。

從國家層面，三線建設極大地促進了西部地區的發展，形成了能源、交通、鋼鐵、機械、電子、軍工等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初步改變了中國東西部地區經濟布局。對于中國此后的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對于提高國家的國防能力作出了重要貢獻，確保了國家有了安全可靠的戰略大后方。

對于個體而言，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的獨家記憶。正是那些為三線建設“獻了青春獻終生，獻了終生獻子孫”的職工們，犧牲了小家的幸福，鑄成了共和國的偉業。令唐寧欣慰的是，越來越多人看見了三線的故事，學界也開展了三線建設研究。時代變了，但三線建設留下來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今天仍然有其獨特的價值。

工作的緣故,唐寧曾兩次到過貴州。一次是在貴陽新添寨采訪50年前響應黨的號召,從上海遷往那里工作的三線建設者,一次是2015年夏天。

三線建設時期,從上海遷往貴州的企業有30多家,在全國20多個省市援建貴州的100多家企業中占四分之一強。在唐寧看來,三線文化閃耀著為祖國無私奉獻的精神,必須高度重視三線建設遺址的保護和開發,助推貴州脫貧攻堅事業。

2016年3月，唐寧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上，提交了一份“關于改造利用三線企業遺址，扶助地區脫貧”的提案，希望政策瓶頸得以突破，允許貧困地區將工業遺址資源改造為適合當地發展的旅游、文化、休閑等產業。

“貴州六盤水市利用當年彭德懷的三線建設辦公室、指揮部等，建成了貴州省三線建設博物館。”在唐寧看來，三線文化閃耀著為祖國無私奉獻的精神，對三線遺址進行開發和利用，讓其在新時代發揮新的功能，既盤活了工業遺產資源，也是今天人們對歷史的另一種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