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最大的困惑是，多數企業用三方協議代替勞動合同

9月17日19點50分，入秋后的北京，晚風微涼，整個城市浸潤在夜色中。在東城區一家飯館門口，多家代駕公司的“午夜擺渡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他們一邊刷著手機，一邊閑聊。

此時，一些飯局可能剛熱鬧起來，尚未“酒過三巡，菜過五味”，而店外的代駕司機則像是等待了許久。

“這位一看就是要趕第二場，酒桌上意思一下，然后去另一個飯局。”瞄了眼從飯店匆匆走出的男子，代駕司機老胡有些羨慕早早“開張”的同行。

“找他最合適，絕對是老司機。”面對記者的采訪請求，老胡和幾位代駕司機同時指向一位剛從電動車上下來的男子——李鵬，他是這一片區許多代駕司機都比較熟識的“能手”。

80后李鵬來自河北滄州。2016年前，他在通州一家墨水廠當司機，后來企業搬去了天津，幾經周折他做了代駕司機。

“我的業績在公司里算好的，每月都能排進前10名，收入在1.3萬元～1.5萬元。”從業近3年，李鵬共接了6000多單。之所以能掙到讓同行艷羨的收入，“除了要掌握平臺的規律和機制，更要熟悉‘夜北京’”。

近幾年，夜間代駕訂單較多集中在飯店、KTV、酒吧，而三里屯、工體、簋街等幾個夜場地標，更成為代駕司機的“據點”。同行間的競爭，一年比一年激烈。

“周五最忙，而周日和周一往往出單量最少。前半夜出活最多的地方是飯店，后半夜則多是酒吧、KTV等娛樂場所。單子前半夜集中在西城、海淀，下半夜再轉移到東邊，凌晨4點是個節點，該回的都回了……”說起北京夜生活的規律，李鵬拿出一套“大數據”。

李鵬說，學會等是代駕司機的必修課，何時等、去哪兒等大有學問，比如把客人送到目的地后，必須很快查到附近哪里有KTV、酒吧。

對代駕司機來說，接單前并不知道乘客要去哪里，而一旦接了單就沒有“回頭路”。在這方面，李鵬感觸頗深。去年10月，他接到一個遠途訂單——從北京到河北保定一所高校；去年11月，他接了一個從北京城區去密云一座山的半山腰的訂單。這兩個單子都是22點接單，到目的地時已是次日。返程是個大問題。兩次返程，一次他在高速路口苦等兩個多小時終于攔到一輛順風車，另一次則是深夜孤零零的一個人，推著電動車繞著盤山公路走了好久……

然而，在李鵬看來，這或許還不是他和同行遇到的最大考驗，后半夜的酒吧、KTV等場所，是他們拉活時盡量躲著的地方，因為“容易自找麻煩”。

“叫‘代駕’的乘客大多喝了酒，我們最頭疼的就是碰到酒醉不醒的人。一些人‘喝酒前，他是北京的；喝酒后，北京是他的’，這時，只能去理解乘客。有時給他們遞上一瓶水，等他酒醒或家人來后離開。”李鵬說。

對于大部分代駕司機來說，他們每天都在等“夜”來。在城市“入睡”后保持清醒，在城市“清醒”后入睡，是這些人的生活模式。

現在不少地方支持發展夜經濟，李鵬覺得他趕上好時候了。但勞動合同和社保問題卻是很多代駕司機關注的問題，他們圈內調侃簽的協議是“陰陽合同”，“我們報名‘代駕’時是加盟，要和平臺方、服務方簽三方協議。平臺方是代駕公司，提供代駕信息服務，服務方是勞務公司，我們要向平臺方支付信息服務費、向服務方支付代駕服務費。”

“以前很多跟我們一起打工的人，都不太關注社保，許多人只想著多拿點工資，不關心老了以后怎么辦；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已轉變觀念，認識到社保的重要性。”但是，李鵬想繳社保又沒地方，他說不知道這種狀況會不會隨著夜經濟的發展而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