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目前，我國已經是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但大而不強的問題是存在的。

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人與技術缺一不可。而在多位全國政協常委看來，制造業前行關鍵在于人，在于工人的技術嫻熟度；在于社會對于工匠的認可度；在于制造業企業家們的情懷與擔當……

■制造業強國是干出來的！有證書不會干活？要證書何用？

制造業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科技發展的基礎，更是就業的基礎。俗話說，“沒有金剛鉆，不攬瓷器活兒”，技術工人的手藝好不好，產品會說話。但在異常激烈的全球競爭中，一項技術，在我們不掌握核心技術時，國外企業會給產品定出很高的價格，一旦我們掌握了技術，國外企業又會回過頭來和我們打價格戰。一位業界人士說，在這樣的夾縫中，中國企業往往是靠著微弱的良品率優勢最終贏得市場。但良品率靠什么提升？無非匠心二字。

在全國政協常委、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賈楠的前期調研中，一些企業的人才管理工作存在著有意思的現象：即從普查的技能情況表的填報中，很多企業在“技能人員”一欄中填報了“零”。制造業企業技能工人數量為零，背后有著怎樣的隱情？

經過調研，賈楠發現，排除一些企業對人才管理、員工技能資格證書日常歸檔工作不力的因素，很多企業為了保證產品質量，不認技術證書只認實技、眼見為實的情況也很多，這就造成企業無法按照是否有技術等級證書來填報；另一種情況是，這個人明明有技術等級證書，但實操能力差，裝配的機器設備不能用、生產產品不合格還得返工，因此企業不再輕易相信技術證書。

證書不能完全證明一個技術工人的實力，而技能型人才的動手能力，也要防止被扼殺。

“要改變‘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這一傳統觀念，需要我們從小重視勞動教育、動手能力，尊重每個人的興趣、特長，通過建立新時代的勞動價值觀促進勞動觀念的轉變。因此，我建議技術等級考試，除了必要的試題考試外，應該增加動手能力的測試內容，通過實操考試，考出工人的真實水平和能力。相關部門和企業也應該經常組織技能競賽，鼓勵鉆研技術、激發勞動者的競爭精神和榮譽感，培養出有真才實學的技能型人才。”賈楠這樣說。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老理兒”可以不認，但同為“勞力者”，快遞騎手賺的錢比制造業工人還多上了一倍，如果把我們換到制造業工人的位置上，我們是否能夠泰然處之？

為了解青壯年就業現狀和意向，國家統計局廣東調查總隊今年對廣州、深圳、佛山等9市的929名16~45歲青壯年開展了專題調查。結果顯示，在新就業形態就業的青壯年中，44.2%的月薪在5000元以上，而在第一、二產業等傳統行業的就業青壯年月薪水平集中在3001~5000元，占54.3%。

“收入高、待遇好，是吸引青壯年勞動力轉向新就業形態的關鍵。以快遞行業為例，2017年順豐速運員工的年平均薪酬是12.15萬元，顯著高于制造業就業員工的年平均工資6.4萬元。這也是部分青壯年從業者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的一個原因。美團外賣之前發布的2018外賣騎手就業報告也顯示，15%的騎手擁有大學文憑。我覺得，我們應通過政策導向和職業教育，甚至還有金融方面的引導，讓制造業對年輕人更有吸引力，避免收入短板使得高校畢業生遠離第二產業。”談及此，賈楠語重心長。

■高質量人才靠職業教育還不夠：技術成果轉化，平臺很重要

在全國政協常委、江蘇省政協副主席、南京中醫藥大學校長胡剛看來，高質量人才靠現有職業教育是不夠的，教育部要擔起責任，明確要求“雙一流”建設高校應該在原始創新、創造“國之大器”、“國之重器”方面勇于擔當，發揚當年搞“兩彈一星”的精神，投身并貢獻于中國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

“當年清華大學被譽為工程師的搖籃，這樣的富有特色的人才培養是否持續并得以光大？即便是工程專業的學生，畢業幾年就能夠得到工程師職稱，但他在技術方面不一定就是優秀的，因為他很可能缺乏動手能力。慕尼黑工業大學是歐洲工業革命以來歷史最悠久和最有名望的科技大學之一，那里的教授就在教室樓外教學生蓋房子，不僅學生要上腳手架，教授也爬上腳手架去傳授關鍵部分的知識與技術。”胡剛這樣說。

他同時認為，高質量發展不僅要培養技術，更要重視技術成果轉化：“很多國家級的工程平臺不是一建了之，這些平臺為國家所建，要為國家所用，更要長期服務國家。因此其運作模式必須系統化，否則就會造成資源嚴重浪費。”

“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所需的人才到底怎樣才能培養出來？”這句話雖然被很多人提問過，但在全國政協常委、杭州師范大學原校長杜衛看來，光有提問和討論還不夠，一定要破題——一個建議是，必須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和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鼓勵和引導企業參與應用型人才培養全過程，培養制造業急需的人才。

“之所以一些職教學校超過50%的學科安排是文科，原因就是這些學科不需要太多的成本投入，而制造業是需要動手的，比如汽車制造業，比較前沿的工廠，技術工人和學生一起拆解的可能是高檔車，但在一般院校，能夠讓學生拿很普通的車練練手就不錯了。學的時候如果就落后半步，未來走進企業肯定會跟不上的。所以，企業應該全程參與應用型人才培養。同時，支撐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人才培養光靠目前職業教育是不夠的，要拓展到本科院校，突出應用型人才培養。因為高質量的制造業不僅需要技師，還需要高水平的工程師和現場組織實施的工程師。工程師的培養是大學的責任！”杜衛這樣說。

■“重農抑商”“重仕輕商”？避免走“彎路”，企業家也需要好老師

經過40年改革開放，我國企業家群體實現了質的變化。當下，我們不僅有數量近千萬的企業家隊伍，更有任正非、馬云、馬化騰這樣的世界級企業家。在這樣的背景下，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依然看到了問題。比如從教育者的眼光看企業家，后者依舊有成熟的空間，要做好學生，同時也需要好的環境，幫他們成長。

在劉偉看來，當前我國企業家群體面臨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破除。

排在最前面的就是產權保護有待進一步加強。“現實來看，一些企業家對于產權保護依然存在著顧慮，尤其是個別企業家的不當判例，導致一些企業家在經營過程中畏首畏尾，積極性難以充分發揮。”

第二，文化氛圍有待進一步提高。雖然部分明星企業家已經逐漸成為人們生活中的榜樣，但當前社會文化氛圍對企業家群體的重視程度依然有待提高。“特別是受到歷史上‘重農抑商’和‘重仕輕商’的文化影響，人們對于企業家的理解依然存在一定的負面成分，對于企業家群體發展壯大的文化氛圍，我覺得還需要進一步培育和養護。我們特別要注意‘轉型’中出現的部分‘仇富’心理，這種外界給予的壓力，使得部分企業家寧愿不上富豪榜、不被表揚、不愿出名。”劉偉這樣說。

第三，公司治理結構有待完善。在劉偉看來，目前我國能夠按照國際通行法則設置公司治理結構的企業，比例并不高，這導致企業在發展到一定規模后，會馬上面臨一系列治理難題。比如一些早期成功的企業家由于不能解決公司治理結構的問題，在“父業子傳”的過程中很快就面臨業績下滑甚至倒閉的風險。

另外，企業界的個人管理水平也有待提升。我國企業家群體往往出生于“草莽”，憑借著對于市場經濟最原始的嗅覺成長起來。在劉偉看來，這種“草莽精神”固然在企業打拼初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一旦企業開始“做大做強”，就會普遍遇到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的轉型問題。比如一些企業家由于缺乏資本市場的知識，一方面難以通過上市等途徑獲得更多融資渠道；另一方面，當面臨資本市場“門外的野蠻人”挑戰時，他們又會驚慌失措，有的甚至直接導致企業垮塌。再比如有的企業家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不熟悉國外法律法規，單純按照在國內的成功經驗來運營，導致了巨大的法律法規風險。

在劉偉看來，從現實來看，當前，培養造就一批優秀的企業家和高水平的經營管理人才至關重要，而提高現代經營管理水平和企業競爭力又是其中的核心要義。為此他提出以下幾條建議。

首先，應進一步完善法律制度，清晰界定并保護企業家產權，為企業治理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礎。比如對現有《公司法》《物權法》《刑法》《民法》《商法》等的相關條款，進一步修改完善，明確相關表述。使得企業家對于行為邊界能有清晰地認識，尤其要避免民事責任刑事處理的做法。

其次，要為企業家注入偉大復興建設者的強力信心。對于企業家精神的弘揚，本身就能起到示范引領作用，讓更多人愿意成為企業家，并朝著優秀企業家的方向前行。

第三，協助企業構建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在企業轉型過程中，有必要通過培訓、咨詢等方式，讓企業家認識到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重要性，按照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要求，有意識地布局推進，進一步規范企業運營，提高其經營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