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歸檔普查隨機抽查跟蹤法援案件質(zhì)量

●　建立評分機制提升刑辯律師辯護技能

●　刑事案件律師辦案補貼應予適當提高

●　補貼標準掛鉤辦案結果體現(xiàn)按勞分配

本報記者 　劉子陽

呼吁、焦急、等待，但一直沒有起色。

長期以來，我國刑事案件辯護率一直保持在30%上下，與發(fā)達國家90%多的辯護率相比，缺口巨大。

靠當事人自己委托律師辯護提高律師辯護率，提升空間顯然非常有限。這一問題如何解決？

201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聯(lián)合出臺《關于開展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工作的辦法》明確，在北京、上海、浙江、四川等8省市開展刑事案件審判階段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工作。

一年多時間，試點地區(qū)律師辯護率大幅提升。廣東適用普通程序?qū)徖淼陌讣蓭熮q護率達92.8%，北京一審案件律師辯護率達95%。

在此基礎上，司法部要求，到2019年年底，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要在第一批試點的8個省市和天津、江蘇、福建、山東等發(fā)達省市基本實現(xiàn)，其他省份要在省會城市和一半以上的縣市區(qū)基本實現(xiàn)全覆蓋。

刑辯律師全覆蓋最直白的解釋就是：你請不起律師，有國家管你。毫無疑問，這是改變中國刑事辯護現(xiàn)狀的大事。法律界人士評價說，這是司法改革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試點成效顯著，但改革仍任重道遠。能否保證辯護質(zhì)量？如何避免律師走過場？怎樣提高律師的積極性？近日，《法制日報》記者采訪了多位專家、律師，聽聽他們怎么說。

全覆蓋誰受益

減少冤錯案件增加律師案源

2017年11月7日，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qū)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一起假冒注冊商標刑事案件，這是廣州推行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工作后的首例案件。

根據(jù)試點工作規(guī)定，法院通知了天河區(qū)法律援助處，指派黃冰花、吳壽長兩位法律援助律師為兩名被告人徐某武、徐某軍提供辯護。

庭審中，被告人徐某軍翻供。為其辯護的吳壽長認為，徐某軍翻供沒有任何實質(zhì)意義，還可能導致重判的不利后果，遂申請休庭，利用休庭的時間向徐某軍分析證據(jù)、犯罪事實等核心問題。

在吳壽長充分說理下，被告人徐某軍主動認罪。合議庭最終采納了法律援助律師關于被告人徐某武、徐某軍的罪輕辯護意見，兩名被告人均獲得輕判。

刑事辯護之所以要全覆蓋，就是要讓控辯雙方在庭審時形成積極對抗，法官兼聽則明，保證案件的公正審判，首先受益的是被告人。

北京市冠衡律師事務所主任劉衛(wèi)東律師參與過這項政策的制定。他將刑事辯護律師全覆蓋理解為精準扶貧政策在司法領域的體現(xiàn)。

“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是社會最底層，走到這一步有主觀原因、客觀原因甚至有社會的原因，對他們的司法關懷是國家應盡的義務。經(jīng)過這么多年改革開放，國家有能力拿出部分財力和人力做這件事情，這是社會發(fā)展到目前階段的必然選擇。”劉衛(wèi)東說。

“控辯雙方共同參與審判，如果被告人沒有律師辯護，只根據(jù)控方的指控決定案件命運，顯然是在唱獨角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刑事審判階段辯護律師全覆蓋，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必然要求，也是基本要求。”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王敏遠認為，刑事辯護全覆蓋是對人權的一個重要保障。

“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有利于減少冤錯案件的發(fā)生。以前，許多犯罪嫌疑人被抓之后，要么是沒有錢請律師，要么是認為證據(jù)確鑿沒有必要請律師，因此產(chǎn)生的錯案也不少。比如聶樹斌案、呼格案，如果當時有辯護律師參與，或許兩起錯案也不會沉寂多年。”浙江杭天信律師事務所律師汪挺說。

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對律師而言也是利好，帶來的直接結果是刑事辯護案件大量增加，為一些發(fā)愁案源的刑事辯護律師帶來好消息。

四川豪俊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子豪曾有多年法院、檢察院的工作經(jīng)歷。在他看來，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帶來的變化不僅僅是律師案源的增長，更體現(xiàn)在對刑事辯護律師的尊重。

“刑事辯護律師的訴訟地位較之以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辯護職能在偵查、起訴、審判環(huán)節(jié)都有了用武之地。”劉子豪說。

質(zhì)量怎樣把關

確保律師權利加強培訓考核

去年，上海市銘源律師事務所律師徐倍歆辦理了一起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被告人是一名少數(shù)民族，不懂普通話。為了徹底弄通案情，徐倍歆詳細記錄翻譯的每一句話，遇到模糊的地方，更要反復推敲。

“除了法律援助案件，我還要接其他案件，工作任務比較繁重。但不能因為這是法律援助案件就忽視其質(zhì)量，要對每一名刑事被告人負責。”徐倍歆告訴記者。

正如徐倍歆所說，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使得法律援助案件數(shù)量短時間內(nèi)激增。如何在這種情況下保證每一起案件的質(zhì)量，是一個需要面對的現(xiàn)實問題。

確保律師辯護不走過場，是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副院長顧永忠教授一直關注的問題。他說：“推動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不只是要提高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辯護率，解決律師辯護量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解決律師辯護質(zhì)的問題。”

為此，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辦法規(guī)定，被告人、辯護律師申請法庭通知證人、鑒定人、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作證的，法庭認為有必要的應當同意；法庭不同意的，應當書面向被告人及辯護律師說明理由。

顧永忠說，解決律師辯護質(zhì)的問題，必須確保被告人不認罪或認罪后又翻供的案件獲得庭審實質(zhì)化的審判，確保參與簡易程序、速裁程序案件的律師能夠閱卷，充分了解案件事實和證據(jù)材料，律師能夠充分與被告人會見交流。同時，加強對參與試點工作律師的培訓和指導，強化其責任感，提高業(yè)務能力。

確保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案件的辦案質(zhì)量，是先前試點地區(qū)一項重要探索，各地也都拿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

以上海為例，采用歸檔普查和隨機抽查相結合的方法，對法律援助案件進行質(zhì)量跟蹤和回訪。歸檔普查是對每個案件的閱卷情況、會見筆錄、辯護詞、結案報告逐一進行評查；隨機抽查則從全年辦結的案件中抽取5%，交給評審團評估，查驗案件的辦理質(zhì)量。

針對刑事案件辯護質(zhì)量的擔憂，汪挺建議，除采取歸檔普查和隨機抽查相結合的辦法外，還可以采取評分機制，由公訴人、法官從各自角度進行評分，全方面把控辯護質(zhì)量。

“如果建立了這樣的評分機制，對于刑事案件辯護律師而言很有壓力，能夠促使刑辯律師主動提升自身的辯護技能與案件的辯護質(zhì)量。”汪挺說。

劉子豪同樣覺得，公開、公正、公平的考核機制至關重要。“律師做了哪些工作應當全程留痕，有類似的工作日志作為輔證，建立明確的考核標準，才能在刑事案件律師全覆蓋背景下發(fā)揮出刑辯律師的真正作用。”他說。

經(jīng)費如何保障

綜合當?shù)亟?jīng)濟狀況分擔費用

確保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落到實處，繞不開錢的問題。

對此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辦法明確，司法行政機關協(xié)調(diào)財政部門根據(jù)律師承辦刑事案件成本、基本勞務費用、服務質(zhì)量、案件難易程度等因素，合理確定、適當提高辦案補貼標準并及時足額支付。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開展政府購買法律援助服務。

以浙江為例，偵查階段補貼為每件900元，審查起訴階段為每件1200元，審判階段為每件1500元，另外還有500元的外地交通費用。

汪挺認為，刑辯律師辦案補貼應當適當提高。“一兩千元的經(jīng)費補助可能影響律師辦案積極性，這是面臨的現(xiàn)實問題。如果一名律師年收入達不到10萬元，基本沒有吸引力，隊伍也很難穩(wěn)定。”汪挺說。

“法律援助案件補貼標準大多是一刀切。換言之，案件是以件為單位，案件的辦理結果不是重要的補貼標準。”劉子豪的切身體會是，這種方式不能很好地調(diào)動刑辯律師的積極性，容易形成辯護重形式、輕結果，只是走流程的問題。他建議，將刑事案件的補貼標準同辦理案件的結果相掛鉤，切實體現(xiàn)“按勞分配”。

除國家出錢外，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辦法提出，探索實行由法律援助受援人分擔部分法律援助費用。實行費用分擔法律援助案件的條件、程序、分擔標準等，由省級司法行政機關綜合當?shù)亟?jīng)濟發(fā)展水平、居民收入狀況、辦案補貼標準等因素確定。

“經(jīng)費問題一直是制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一個重要因素。”顧永忠說，實行由法律援助受援人分擔部分法律援助費用的做法，已經(jīng)是不少發(fā)達國家的成熟制度。在我國目前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個人收入水平下，進行這種嘗試具有積極意義。

劉子豪建議，從多方面想辦法調(diào)動刑辯律師的積極性。如將參與刑事案件辯護的數(shù)量及質(zhì)量作為律師及所在律師事務所評優(yōu)及為政府提供法律服務律師的重要標準之一；以制度形式規(guī)定，擔任當?shù)芈蓭焻f(xié)會理事或者“兩代表一委員”的律師必須每年承擔一定數(shù)量的刑事辯護業(yè)務；將優(yōu)秀刑事辯護律師納入當?shù)芈蓭焻f(xié)會的領導班子成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