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高校智庫·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鄭長忠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重大成就,不僅推動了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而且實現了國家和社會的整體穩定。實現發展與秩序的有機統一是任何時代和任何政體的國家治理都追求的理想狀態,對大國治理來講,要做到這一點尤為不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雖然發生重大轉型,卻能夠做到發展與秩序的有機統一,不僅成功推動了面向未來的人類現代文明的中國形態的確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貢獻,而且充分體現了大國治理之道,為人類文明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因此,對改革開放與國家治理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就成為我們把握現代條件下大國治理內在規律的重要途徑。

發展與秩序有機統一:大國治理之道

馬克思主義認為,推動物質生產以及在此基礎上而形成的其他方面生產的發展,以不斷滿足人的日益增長的各方面需求,是人類歷史存在的前提。

為了生產和生活,人們需要組織起來,由此就形成了生產關系以及其他各類關系,而這些關系的總和就決定了人的本質。一個人只有處理好各種關系,他(她)的生產和生活才能得以順利進行,一個共同體也是這樣,只有將這些關系調整好,才能保證整個共同體的生產和生活正常運轉,也就是說,通過關系調整以實現秩序,才能使生產和生活得以順利進行。這就意味著,秩序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礎條件。因此,發展與秩序是人類存在的前提和基礎。

人們為了推動社會發展與建構社會秩序,就需要通過建構與運用公共權力來處理各種公共事務,由此,政治就隨著人類出現而出現了,而推動社會發展與建構社會秩序,也就成為政治的主要使命與基本職能。隨著社會進一步發展,基于統治與管理的需要,進而推動人類社會發展,于是就出現了圍繞公共權力而形成的虛幻共同體——國家。基于政治本質要求,國家出現后同樣必須以推動發展與建構秩序作為自身的使命和任務。

誠然,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發展與秩序都是其所需要的,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實際上,發展與秩序之間存在著矛盾和張力。一方面,如果發展過快或過慢、發展不平衡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其他原因,都可能帶來對秩序的沖擊乃至發生秩序崩潰;另一方面,如果過度強調秩序,或者用極端方法來實現并維持秩序,也會抑制發展,甚至導致發展倒退。因此,實現發展與秩序的平衡與協調,進而實現二者有機統一,就成為國家治理所追求的理想狀態。

追求發展與秩序有機統一,對任何國家治理來說都是十分困難之事,對于大國來說尤為不易,因為:一個大國治理,在空間維度上,不僅國內情況復雜,而且在國際層面也成為聚焦對象,內外影響因素都較多;在時間維度上,不僅歷史因素的影響存在著,而且在每一次轉型過程中,需要考慮的內外結構性因素都異常復雜。這就使大國治理,不論是推動發展還是建構秩序,都需要極高水平,而要實現發展與秩序的有機統一,就需要更高智慧與更多條件。

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大國發展之源

作為一個現代化后發國家,通過建設現代化以實現民族復興,就成為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發展的主要目標與中國人民的最大追求。在古典文明向現代文明轉型過程中,在中華民族歷史邏輯、現代社會發展邏輯與共產主義運動邏輯的共同演繹之下,中國人民選擇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來建立現代國家以推動現代社會發展的現代文明建構的中國路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勝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

為克服現代化建設的組織化訴求與傳統社會一盤散沙狀況之間的矛盾,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在宏觀上建立了以政權為主導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微觀上建立了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的單位社會體制,從而為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工業化基礎和組織化基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既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經濟基礎,也為社會主義事業全面發展提供了制度基礎。

計劃經濟體制與單位社會體制能夠為現代化建設奠定組織化基礎,卻不能為現代化建設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因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改革使人民內在活力得以調動,開放使世界文明成果得以吸收。不論是對內改革還是對外開放,我們都做到持續、漸進和全面,進而不斷將改革開放轉化為現代化建設發展的動力。

鄧小平同志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我們創造性地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經濟活力得到極大程度的調動。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我們圍繞以下目標展開:一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二是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三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以調動廣大人民積極性。在對外開放上,我們堅持獨立自主和平等互利基礎上的漸進式開放。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積極發展與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往來。由點到面、由淺入深,以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為重點,逐步向中、西部內陸地區推進。同時,我們堅持面向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的以經濟開放為基礎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我國的開放首先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同時也積極發展同其他各國在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

改革開放與黨組織建設:大國秩序之基

人類文明轉型過程中,需經歷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結構要素根本性轉型基礎上的文明形態的整體轉型。要保證文明要素與整體形態轉型的順利進行,就需要有相應機制和力量作為支撐,并以此為中軸而實現轉型與建構,我們稱其為文明轉型與建構的中軸機制與力量。在新舊文明轉型與新興文明建構過程中,中軸機制與領導力量能否在文明體內部順利生成,以及這一機制與力量是否有效和有力,決定了文明轉型及其建構能否做到有序與有為。

在文明轉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承擔起領導人民推動文明轉型、建立現代文明與實現民族復興的使命,成為推動發展與建構秩序的中軸機制與領導力量。在領導人民建設現代化與實現民族復興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不僅推動了發展,而且成為秩序的守護者與建構者,從而保證了發展與秩序的有機統一,并在推動發展與建構秩序過程中,不斷推動自身發展與創新。在社會主義建設期間,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并完成現代化建設基礎階段任務過程中,形成了價值、制度和組織等方面機制成果,保證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秩序,從而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順利推進奠定了基礎。

改革開放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們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現代社會基因植入中國,人民活力得以迸發。然而,市場經濟建立也使民眾生存形態由單位化成員向原子化個體轉變,社會多元性開始出現,并且在計劃經濟體制與單位社會體制退出后,既有的組織與整合社會機制開始弱化。其后,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與網絡社會生成,社會多樣性和社會主體性開始生成。為此,黨中央先后進行一系列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從而做到了既發揮社會主體作用,又實現社會有效整合。

作為現代政治文明形態結構性要素的現代政黨、現代國家、現代社會與現代市場,到黨的十八大之前基本生成,但還存在各要素功能發育不充分、彼此間有機化不足等問題。為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頂層設計,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發展,推動中國文明形態由要素生成階段向整體形態發展階段邁進。為順應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新變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的十九大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進行了全面部署,標志著面向未來的人類現代文明的中國形態進入到整體形態全面發展階段。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作為中軸機制與領導力量的中國共產黨,一方面不斷推動現代化建設發展,另一方面快速適應現代化發展過程帶來的新變化,通過創新國家和社會體制與機制以及推動自身發展,不斷為新的秩序建構提供基礎,從而做到快速發展與積極穩定有機統一,實現了“發展是硬道理”與“穩定壓倒一切”的同時兼具。

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國治理之果

兼顧發展與秩序并推動其有機統一作為國家治理之道,更多是從工具理性角度來說的,而任何工具理性都需要為價值理性服務,治理之道同樣服務于國家性質與政治追求。反過來,作為價值理性的國家性質與政治追求,也同樣將影響作為工具理性的治理之道的有效實現。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發展與秩序有機統一的國家治理,并非僅僅停留在工具理性層面的效果,而且還在政治與價值層面上產生了一個重大成果,那就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時,也正是因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才能夠在國家治理上實現發展與秩序的有機統一。

“我們黨始終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根據時代條件賦予其鮮明中國特色。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不是別的什么主義。”一個國家實行什么樣的主義,關鍵要看這個主義能否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歷史性課題。在中華民族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時期,各種主義和思潮我們都進行過嘗試,資本主義道路沒有走通,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民粹主義等也都是“你方唱罷我登場”,但都沒能解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引導中國人民走出漫漫長夜、建立了新中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使中國快速發展起來。

“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確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黨和人民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于改革開放新時期,建立在我們黨長期奮斗基礎上。這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以來之所以能夠取得一系列成就并獲得發展與秩序同時兼具,是因為我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了社會主義,同時也正是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過程中,不斷尋求發展與秩序有機統一,使我們創造性地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是在國家治理之道與社會主義邏輯共同演繹之下,我們不僅贏得了大國成功治理,而且還構建了面向未來的人類現代文明的中國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