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晚，佳士得香港2018年秋拍“不凡- 宋代美學一千年晚拍”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槌，本場共21件精品上拍。其中，南宋龍泉粉青釉紙槌瓶以咨詢價形式上拍，3600萬港幣落槌，加傭金最終以4285萬港幣成交。

南宋 龍泉粉青釉紙槌瓶 高23.4cm

八百多年來，此類極品龍泉青瓷在中日兩地均被奉為圭臬，常被視為傳家或鎮寺之寶代代相傳，而這一現象在日本尤為普遍，在日本被通稱為“砧青磁”，泛指與本拍品相近的極品青釉紙槌瓶，此類器物于南宋（公元1127至1279年）和元代（公元1279至1368年）輸入日本，藏家業已將之與這抹妙不可言的釉色劃上了等號。更有人指出，本品正是用“砧青磁”統稱該類名瓷之緣起。

這一造型因形似紙槌而得名，但其直筒腹、長直頸和盤口樣式，其實是以玻璃瓶或樽的方式，自伊斯蘭地區西部（或為伊朗）傳入中國。1997年發現的公元十世紀印坦沉船貨物中，也有玻璃近似例的碎片。艾爾薩巴珍藏（Al-Sabah Collection）一例形制相同的公元九至十世紀伊朗地區吹制玻璃瓶，其頸若筒狀；藏品中尚有兩件年代略晚的十至十一世紀伊朗地區近似例，其器頸略斂。另外，1986年，一個斷代為公元1018年的遼代古墓亦曾出土近似的伊斯蘭玻璃瓶。

以本拍品為例的無耳紙槌瓶，在南宋和元代傳世龍泉青瓷中極罕。北宋年間，曾有燒造兩款與宮廷密切相關的無耳盤口紙槌瓶。一者是一小批定窯紙槌瓶，大維德爵士舊藏一例，瓶口略斂。但以重要性而言，特為北宋朝廷燒造的汝窯紙槌瓶，似有過之而無不及。1987年，河南寶豐縣清涼寺窯址出土了一件汝窯盤口紙槌瓶，臺北故宮亦珍藏二例口沿破損的近似汝窯瓶。于2004年，河南汝州市東南面張公巷窯址出土一批與汝窯御瓷淵源甚深的淡青瓷器，當中也有近似的紙槌瓶。

極品龍泉青釉瓶（如本拍品）與北宋汝窯御瓷之間的關聯，還可證諸南宋作品之精工細作，以及其呈色較深的青釉，這一特色亦見于南宋官窯御瓷；同樣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提到為北宋宮廷燒造的紙槌瓶無耳，而南宋年間在浙江杭州老虎洞窯燒造的御制官釉紙槌瓶，同樣不飾雙耳。龍泉紙槌瓶的筒頸兩側，泰半飾雙耳，耳以鳥形居多，常謂為鳳耳，北京故宮珍藏一例，另一例為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珍藏。尚有一批龍泉窯紙槌瓶，以龍首魚身的魚龍為耳，但較不常見。

像本拍品這一類佳妙瓷瓶，日本茶人視之為茶道擺設的上上之選，而數百年來，此器可能正是作此用途。它身世顯赫，在日本的歷史源流或可上溯至桃山時代（約公元1574至1600年），及至江戶時代（1603至1867年），其流傳經過漸趨明朗。白崎秀雄曾于《蕓術新潮》1983年五月刊頁59發表《鈍翁搜集品由來記》，文中提到此瓶在蜂須賀氏家族代代相傳，其近似例鮮有亮相于博物館展覽或刊物，而此作之形制和釉色均無比精妙。蜂須賀氏為名門望族，在十六世紀下半葉聲名鵲起，成為江戶時代權重一時、長盛不衰的封建氏族之一。

蜂須賀氏貴為阿波國（今四國德島縣）大名，如今大家更津津樂道的是其族長小六正勝（1526至1586年）與日吉丸（即著名的豊臣秀吉，1537至1598年）的一段逸事。相傳，正勝與隨從途經愛知縣東部三河的矢作橋，浪人日吉丸當時在橋上呼呼大睡，正勝被后者的頭絆倒，不以為意的他繼續前行。但被吵醒的日吉丸憤然而起，一把抓住正勝的長矛。正勝對這位年輕人的勇氣心生敬意，忙為失敬之舉道歉，并收之為麾下武士。著于十八世紀的《繪本太合記》，也在豊臣秀臣傳略中提及此事。這個傳說雖不足為據，但可見日后蜂須賀氏族之崛起，確與日吉丸（豊臣秀吉）大有關系。蜂須賀正勝及其子家政（1558至1639年）均為豊臣秀吉效力，在多場戰役中軍功彪炳。豊臣秀吉在統一日本列島的最后階段，將阿波國賜予蜂須賀家政，以犒賞后者于1585年攻占四國有功。德川幕府于1603年掌權，但無損阿波國蜂須賀氏的統治地位。江戶時代終結之際，蜂須賀氏族業已統治阿波國約268年。

以本拍品而言，更重要的是它呈現了家政個性的另一面。他與豊臣秀吉治下多名軍閥一樣，俱熱衷于茶道，多筆文獻皆提到他與茶道宗師千利休（1522至1591年）的往來。千利休曾受家政所托購入一把茶壺，并在信中拜托富商親戚渡邊立安將之交給家政。蜂須賀氏入主阿波國之初，渡邊已追隨家政左右，并出資興建德島城，他其后繼續為阿波國效力，甚至為之發行貨幣。此外，千宗旦（千利休之孫，1578至1658年）1633年給兒子的信中曾提到“閑居”茶罐，此器乃千利休舊物，后納入家政收藏。多名千利休的弟子均獲家政羅致門下，這與他們的政治眼光和茶道造詣不無關系，揆情度理，蜂須賀氏歷年來定然搜集了一批典藏級茶具。

據稱，此瓶后為小室信夫（1839至1898年）庋藏。小室于1839年生于德島一個富裕的商賈之家，但卻熱衷于公民和社會議題，其后更投身政壇。他強烈反對德川幕府政權，并聯合志同道合者，將京都等持院足利三代木像梟首，以示抗議，終于在1863年被捕。據說他出獄后，獲德島（阿波國）第十四代藩主蜂須賀茂韻（1846至1918年）招攬為德島藩武士。明治維新于1868年拉開序幕，小室獲釋后就任副知事。他于1872年赴歐美游歷，并于1874年聯同板垣退助公爵（1837至1919年）等人，大力游說政府成立民選議院及制訂憲法。小室其后從商，參與經營共同運輸會社（即日本郵船會社前身），1891年獲提名加入貴族院。

本拍品后流入富永家族，成為富永冬樹（曾任東京證券交易所董事）之藏品，其妹夫乃鑒藏名家益田孝男爵（1848至1938年），其后益田再直接從富永家族或在拍賣會上購入此瓶。益田孝之妻為富永栄，其父為佐渡島（現新潟縣）政務官，出任箱館奉行或事務官長，專責海外人士及對外貿易事宜。益田孝年僅十四，已勝任美國領事館官員的翻譯，1860年代更在赫本學院（即明治學院大學前身）深造英語。明治維新始于1868年，當時益田仍在幕府任騎兵隊中校，但井上馨侯爵（1836至1915年）于1871年擢升大藏省（即財政部）副部長后，益田亦獲其提拔調任大藏省。他曾供職獨立行政法人造幣局，不久再獲井上侯爵提拔，于1874年晉升先收會社貿易公司副社長。1876年，三井公司正式成立，二十七歲的益田出任社長。三井原是一家風險投資公司，但經過該年度的合并，終轉型為綜合貿易公司“三井物產”，其后發展成為日本最具規模的貿易公司之一，1880年之前已在亞洲各地甚或歐美開設辦事處。益田還動用私人資金，創辦首屈一指的經濟報刊《中外商業新報》（《日本經濟新聞》前身）。

益田于1914年正式引退，1918年躋身華族，獲賜封男爵。他退休后投身藝術收藏，并致力于研究和從事日本茶道。益田的收藏生涯應始于1878年，他在1938年辭世之前，藏品已多達四千件左右，詳見Christine Guth著作《Art，Tea and Industry：Masuda Takashi and the Mitsui Circle》（普林斯頓：1993）。他自號“益田鈍翁”，常于小田原和鎌倉宅邸舉辦茶會，茶人之名不脛而走。此外，益田多次舉辦展覽，將個人及友儕之珍藏公諸同好。他以品味之高聞名于世，許多人認為自千利休之后，益田對日本茶道的影響之大，同儕無出其右。據說，他生前亦視此瓶為其藏品的壓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