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古籍出版成果展”

古籍整理：小行當里的大作為

通常現在把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前的書，1912年后用傳統寫法、印刷的書以及出土文獻都納入古籍范疇。實際上，古代文人看書、刻書、抄書、藏書等一系列行為就是早期的古籍整理與出版工作。未經整理的古籍艱澀難懂，整理之后才能為現在所用。看似微小的句讀、標點、注釋，事關中華文化的解釋與傳承，“雖然古籍整理是很小的行當，但是意義很大，大到我們傳統文化綿延不絕。”高克勤說。

古籍整理工作是保護中華文脈、延續中華文化搶救和傳承的工程。

中華古籍浩如煙海，今天所見到的大量古籍遺存也只是古人創造文化典籍的極少一部分。“我們經常說‘十不存一’，中華文化生生不息，正是因為中國有足夠多的人口，有足夠多的文化創造，扛住了毀滅，扛住了摧殘，保存了古籍，中國文化才保存下來。”顧青說。得益于中國古籍的整理與傳承，中華文明從未中斷，才能實現一代一代的薪火相傳。

上海古籍書店內展出了2008至2017年的37家出版社的獲獎圖書，約600種。“能夠參加全國古優秀古籍評獎的書都是名副其實的好書，一等獎尤其是，這些是我們業內成果的展示。”宮曉衛說。

改革開放至今四十年間，是中國古籍大規模整理與出版的階段。許多古代遺存重新出版，經史子集中重要的典籍都有很好的整理本，出土文獻的影印整理出版也有較大突破，如從國外藏館拍攝流失敦煌卷子等資料，出版社將來自俄藏、法藏、英藏等敦煌卷子影印、整理和出版，推動了敦煌學的研究。

古籍整理出版規模浩大之外，地方古籍社成立、古籍社長年會制度化、全國古籍圖書評獎回到正軌以及《中華大典》修訂完成，都是改革開放四十年古籍整理出版繁榮發展的表現。齊魯書社是第一家地方專業古籍出版社，“地方文化是中華文化瑰寶的一部分，各地把自己地區文化、古籍整理做得有聲有色，形成了整個古籍整理的局面，全國古籍整理的工作向前推動了一大步。改革開放40年里所做書的質與量都非常矚目。”齊魯書社原社長宮曉衛說。近十年來，《江蘇文庫》、《浙江文叢》、《廣州大典》等多個地方古籍整理相繼啟動，這也是今后古籍整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講座現場

在古籍整理的黃金時代應該做些什么？

談到新時代古籍整理與出版工作的未來發展，幾位總編不約而同談到了數字化、文獻深度整理、人才隊伍等。

基本文獻的深度整理是新時代古籍整理的重要工作。文獻的深度整理需要專業的學術眼光和學術判斷，如敦煌卷子中有佛經和非佛經，都需要做學術判斷。“文獻深度整理，僅僅影印不夠，我們希望經過校勘、標點，甚至注釋，能夠被大家真正使用，需要有專業人士把這種古籍整理工作做起來。當下是中國古籍整理的黃金時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顧青說。

數字化是古籍整理出版探索發展的新方向。作為古籍出版的老大哥，中華書局在古籍數字化方面作了許多探索，如成立專門做古籍數字化的公司、開發“中華經典古籍庫”等。剛推出的專業門戶網站“籍合網”開創了古籍整理的新模式，通過提供在線編輯與協作，實現全流程的古籍在線整理和線上成果發布。古籍整理工作平臺可以發布各種招募令，讀者、傳統古籍愛好者都能參與到古籍校對、編輯、審稿的工作。同時，這里有傳統文化愛好者的專屬社區，用戶可以在社區互相交流、學習。“我們現在正在承擔國家重點項目《中華大藏經·續編》，兩億多字，壓力很大，通過網絡技術手段，建立古籍整理工作平臺，大家可以在線上一起做。我們在全國招募了幾千位大藏經的愛好者，來參與編輯的工作，形成古籍整理新生態。中華書局出版社之外，有大量的高手能從事這樣的工作，我們每個月能夠完成的校對量和編輯量增加，大家一起完成重大古籍整理項目。”顧青說。技術加持為古籍整理開辟了新的空間，也開啟了加速器，古籍整理的速度、規模、效率、質量都有所提升。

數字化為古籍整理帶來了便捷，但古籍整理的標準沒變，古籍整理者依然要做得了冷板凳，下得了苦功夫。“古籍整理要有弘揚傳統文化的責任和自豪感，要有定力和責任把古籍出版一代一代傳下去，創造古籍出版再輝煌的40年。”高克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