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強調了鄉村振興,治理有效是基礎。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才能確保鄉村社會充滿活力、和諧有序。需要指出的是,有效的鄉村治理必須尊重鄉村特點,利用鄉村所具有的德治文化和自治傳統,挖掘和提升傳統優秀文化,把現代法治理念和精神融入鄉村價值系統中去,這樣才能構建出有效的鄉村治理體系。這就需要我們懂得鄉村的基本結構,了解鄉村的基本特點,遵守鄉村發展的基本規律。本文從鄉村價值系統出發,圍繞鄉村治理與鄉村空間結構、鄉村社會結構、鄉村文化結構等內容,探討鄉村與治理的關系。旨在保護和傳承有效鄉村治理的要素。

一、 村落空間結構與鄉村治理

村落在其發展過程中,始終沿著兩個維度成長,一個維度是適應村落生產,另一個維度是方便村落生活。在這個過程中除了不斷完善和發展生產與生活功能外,還衍生出一系列鄉村所特有的功能,如民間信仰、鄰里互助、豐富的民俗、時令與節日、人群關系等。客觀上形成了重要的村落教化價值。教化是鄉村治理的重要基礎,有效的治理不僅是對人行為的約束,更是對人格的塑造。為什么鄉村具有教化價值,這與鄉村的空間結構、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密切相關。

村落的空間結構是指對地面各種活動與現象的位置相互關系及意義的描述。[1]是村落物化要素及其之間的聯系。鄉村由哪些物質要素構成,這些要素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系,構成了什么樣的結構,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建筑學家關心的是建筑要素形態及其類型、影響村落空間的因素、村落形態演變機制以及特定空間的社會功能等。從鄉村治理的視角審視村落結構,則重點考察村落結構要素對人行為的影響。可以從構成鄉村肌理的宅院、公共空間和公共資源三大要素來考察。

(一)院落與村落輿論

院落作為村落細胞,主要包括農民居住的房屋以及房前屋后一定范圍的閑散空間。其大小、組合對村落肌理起著決定性作用。農家院落有著悠久的歷史,并且在村民的日常生活與生產當中占據重要地位。如果將村落比作農戶的“大”生活與生產空間場所,那么院落就是農戶的“小”生活與生產場域,農民的生活與生產在這里以微觀的形式得以生動體現。院落里不僅可以進行種植業、養殖業生產,還為鄉村手工業提供了空間。與城市居民樓相比,院落最大特點在于它的開放性。院落不僅在空間是敞開的,其社會層面也是敞開的,隨時歡迎來訪的鄰里和客人。這種開放性為村民之間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串門是村落里最為普遍的現象,其目的從借工具或其他生活用品,到商量事情或請教問題;可以是聚在一起打牌,更多的是在一起聊天、交流感情。

正是由于院落的開放和透明,才有了熟人社會的道德評判,形成村落公共輿論。有人認為,輿論是指在一定社會范圍內,消除個人意見差異,反映社會知覺和集合意識的、多數人的共同意見。而也有的學者認為,輿論是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里,公眾對特定的社會公共事務,公開表達的,基本一致的意見或態度。[2]其實,村落輿論是村民對村落某種現象的態度、信念或價值的言語表現。在鄉村,村落輿論是基于熟人社會而產生的,涉及內容十分廣泛,圍繞人與物關系和人與人關系的評價,村里的大事小情,諸如科技信息、國家政策,張家長、李家短,農戶運用技術水平的高低,合理使用利用土地的能力,勤快還是懶惰,節儉還是浪費,對待老人和孩子的態度,對鄰里是熱情還是冷漠,借東西勤借勤還還是只借不還,對人的態度是真誠的還是虛偽的,在家里是講衛生的還是邋遢的,對家人是賢惠的還是刁鉆的,是善良的還是邪惡的,諸如此類。人們都會按照一定的價值標準表現出某種態度。盡管這個標準是不成文的,也沒有定量的指標,常常帶有濃厚的個人情感色彩。但是在村落輿論形成過程中經過村民間的反復醞釀、討論、矯正,可以達成相對一致的態度。或是贊揚與鼓勵,或是嘲諷與鞭笞,使得村落公共輿論對人行為的約束與教化作用十分有效。這與兩個條件有關。第一,村落輿論具有廣泛的參與性。我們調查發現,參與村落輿論傳播的人涉及男女老幼,而且傳播效率非常高。一個輿論的形成到擴散到60%的農戶只需要3~5天。人們不僅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理解接受信息,還根據個人價值取向和期望加工、傳播輿論,在這個過程中,培養了參與者對是非善惡的辨別能力和與群體保持一致行為與態度的自覺意識,客觀上形成了較為一致的價值觀念和態度。如對不肖子孫的譴責,村民們就有非常高的共識度。第二,村落輿論具有群體壓力性。盡管村落輿論是自發的,約定俗成的,但具有很強的約束、引導,甚至控制人們行為方向的力量,使人們的行為按照鄉村大多數所期望的方向去發展。所謂人言可畏,反映的就是村落輿論的巨大壓力對于規范村莊秩序、調節人們的行為規范所具有的作用。其作用機制除了廣泛參與和群體壓力外,鄉村還普遍存在著認同與疏離壓力。一個有品行的人,具有較高威望,鄰里喜歡親近他,愿意與他合作共事。相反,一個品行不好的人,人們除了輿論譴責,在行為上還會疏遠他、孤立他。人天生就有一種對社會孤立的恐懼感,與群體行為保持一致是人的一種生存方式,這是群體對它所屬的成員具有影響力的重要原因。當然,這樣的教化效果是基于農家院落特點而存在的。

(二)村落公共空間與精神家園

鄉村輿論之所以能夠發揮作用,除了開放的農戶作為基礎外,鄉村公共空間和公共資源的存在也是重要條件。哈貝馬斯在一篇題為“公共領域”的文中對公共領域做過詳盡的闡釋,認為“公共領域”作為人們社會生活的一個領域,能夠形成類似公共意見這樣的事物。公共領域向所有公民開放。無論什么人來到這個“公共領域”就成為公眾,并作為一個群體來行動。他們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組合,可以自由地表達和公開他們的意見,最后形成一致態度進行傳播。[3]可以把哈貝馬斯對“公共領域”的解釋移植到鄉村公共空間。傳統村落里會自然形成一些重要的交往節點或信息交流場所,它們可能是在十字街頭、大槐樹下、戲臺前、水井旁,也可能是在廊橋下以及茶館、酒館理發店、磨坊等,都可以成為鄉村的公共空間。今天鄉村的公共空間可能變成了學校門口、雜貨店前、健身廣場、村委會甚至田間地頭等。鄉村公共空間在促進社區認同、維系社會秩序、密切融合社會關系,以及消除分歧、緩解緊張、達成共識、互惠合作、文化整合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是村民信息交流、參與村務、人際交往、糾紛調解、休閑娛樂的精神家園。在這里,村落信息持續不斷地被制造和傳播,構成村落輿論和集體記憶。有人把村落公共空間劃分為信仰性公共空間、生活性公共空間、娛樂性公共空間、生產性公共空間以及政治性公共空間等。[4]祖先崇拜是在先人和后人之間建立關聯,以祠堂為空間載體,涉及孝文化、傳宗接代等倫理道德,對于規范代際關系、凝聚宗族力量、維系社會秩序、調解糾紛、救濟貧困、社會治安、生產互助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被認為是維持倫理的有效教化方法,正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生活性公共空間,是農民聊天、打牌、參加民俗活動、人情往來等日常生活所依賴的場域空間,如樹蔭下、池塘旁、商店門口、庭院等場所等。聊天是作為鄉村公共交往的一種重要形式,其過程不僅是傳播信息、交流思想的途徑,也是形成村落輿論、社會規范的重要形式。鄉村生產性公共空間主要是方便村民進行鄉村的多種多樣生產活動而形成的,諸如糧食晾曬場、打谷場、碾坊與磨坊、鄉村作坊等。鄉村娛樂性公共空間指農民參與公共文化活動的公共場域,如戲臺、影院、文化大院以及種類繁多的文化組織和活動。娛樂性公共空間為滿足村民文化、精神需要提供了空間條件。此外還有鄉村事務空間,是農民在參與村莊公共事務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關聯及其空間形式。如村民議事、會堂、村務公開欄等。村落公共空間建設要考慮村民聚集的方便,有些鄉村把公共空間建在了村落的邊緣,甚至遠離村莊,自然是無益于鄉村治理需要的。浙江鄉村文化禮堂是村落公共空間的有益探索,從2012年以來,浙江村村建起了文化禮堂。在文化禮堂里,有村史廊、民風廊、勵志廊、成就廊和藝術廊,農民在文化禮堂不僅舉辦文藝活動、娛樂活動、學習活動,還可以舉辦村民大會、報告會、表彰會,舉行婚禮、入學禮、成年禮、春節祈福禮、清明感恩禮、重陽尊老禮等,文化禮堂創新了人們禮尚往來、情感交流、節慶禮儀等活動的空間,有望成為新鄉村的精神家園。

(三)村落公共資源與自治傳統

與公共空間相關聯的另一個概念是村落的公共資源,如村落里的山、水、林、田、路,村落公共建筑,祠堂、教堂、廣場、會館、書院、廟宇、學校、集體擁有的土地、工廠等等。有些村落公共資源與公共空間相重合。公共資源是村民參與村務和村民自治得以存在的基礎。由于公共資源與村落每個人的利益息息相關,要有效合理地使用和保護公共資源,就需要每戶村民充分參與決策和發表意見,形成維護資源、利用資源的行為規范。在浙江桐廬縣有個深奧村,該村的供排水系統,由溪流、暗渠、明溝、坎井和水塘五個層面立體交叉構成,各自獨立,又相互聯通,充分調控地面和地下水資源,將飲用水、生活水和污水分開處理,并使水始終處于流動狀態。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上下游全體村民齊心協力,形成大家公認的用水制度和行為規范。該村在利用公共水資源的過程中約定俗成的用水習慣內化為每個人的自覺行動,近百年來沒有發生因用水而導致的糾紛和矛盾,就是得益于因共同資源而產生的自治傳統。村落公共資源是村民參與和形成合作的重要基礎,缺乏公共資源是村落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進入新時代后,如何形成新的村落資源,不是通過重新發包土地來增加所謂集體收入,也不是簡單地重建祠堂或修建文化廣場,而是要探索村落為農民提供服務的新內容和新途徑,通過服務農民、組織農民,創新共同資源形式,形成新的利益共同體,為有效的鄉村治理創造條件。

無論是院落,還是公共空間或公共資源,村落空間結構對鄉村治理有效性的影響是十分顯著的,除了村落空間結構的教化價值,還在于特定的村落空間特點維系了熟人社會,形成熟人社會人情文化。熟人社會具有維持共同體成員團結互助、規范社會秩序及促進村落成員相互信任等社會功能。只有充分尊重和利用人情這一鄉村社會資源,才有助于實現鄉村的有效治理。因此,鄉村建設要講究鄉村的空間結構,注意村落的形態和規模。近些年,人們提倡鄉村治理單元的細化和下沉,從行政村下沉到村民組,其優勢就在于充分尊重村落的空間特點,易于利用熟人社會特點達成集體行動,形成一致態度,在組織農民、維護公共利益、化解村民矛盾,提供有針對性的公共服務和創建村落公共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價值。

二、 村落社會結構與鄉村治理

村落的社會結構是指村落社會成員的組成方式及其關系格局,包括人口結構、家庭結構、社會組織結構、就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消費結構、社會階層分化等內容。這里僅就家庭、鄰里、家族對社會治理的影響做些論述。

(一)家庭與家風

鄉村家庭相對城市家庭而言,具有三個顯著特點:第一,家庭是集生產、生活和社會交往于一體的初級組織。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以自給自足為特征,決定了家庭生產的多樣性。農業特點和家庭特點的高度吻合,是家庭為單位的農戶經營形式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由于農業生產的季節性需要較多勞動力才能得以進行,以親友互助為重要內容的家庭網絡得以發展,這是鄉村互助傳統的主要源泉。第二,家庭的撫育和贍養功能。自古以來,養育子女、贍養老人就是家庭的重要職責。今天,家庭的這一功能仍然不可替代。也正如此,鄉村家庭才可以成為實施教化的最有效、最基本的場所。家庭成員互動過程中不僅可以體會彼此之間的感情,傳承尊老愛幼的傳統,還有助于后代掌握基本生活技能和領悟為人處世的道理。第三,大家庭聚族而居。所謂大家庭,一般指三代及以上有親緣關系的人共同組成的家庭。大家庭結構一方面適應農業生產的需要,農作物的耕種、收獲要趕節氣,時間緊、勞動繁重,需要較多人力配合,家庭成員自然越多越好;另一方面,大家庭有助于實現家庭內部合理分工,做到人盡其用,為鄉村生活提供諸多便利。現在的鄉村家庭常常是分戶不分家,戶籍分開了,表面上是“核心”家庭,實際上家庭成員在生產、生活、交往等方面依然保持著整體觀念和形態。

一個家庭,在世世代代的生產生活中會形成一定的傳統,被稱為家風。家風是家庭成員為人處世的態度、行為準則、精神風貌、道德品質、審美格調和價值觀念等等的綜合體現。家風滲透在家庭成員處理日常生產生活和各種關系的態度與行為當中。一個家族的“家風”往往體現為有德望的祖先定下的“家訓、家規”,這些“家訓、家規”其實就是人們常說的“家教”。無形的“家風”必須依賴有形的“家教”而得以流傳并發揚光大。湖北竹溪縣的“家規家訓進萬家”活動就是從抓住鄉村家庭這個社會細胞,挖掘、收集、整理一批優秀家規家訓,開展評德立范、家訓牌匾饋贈活動,用身邊家規家訓故事教育身邊群眾。通過樹標立范,傳揚良好家風,以“慈孝”為道德原點,按照“人立言、家立規、族立訓、村立約”的要求,大力在全縣開展家規家訓進萬家活動,取得了很好的鄉村治理效果。

(二)鄰里與互助

鄰里是空間上相鄰并存在互動關系的初級群體,鄰里是經由日常生活互動所形成的人們之間團結、互助、友愛關系的表達,具有認同感和親近感,自古有“遠親不如近鄰”的說法,形容的就是鄉村鄰里的特殊關系。鄰里互助現象從村落誕生的那一刻就產生了,首先是生產需要,小農生產面臨各種災害,稍有意外就會陷入困境。因此維系鄰里間的密切關系,必要時獲得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幫助十分重要。其次是生活的需要,鄰里之間從彼此照料老人和兒童,到生活用具的借用,再到婚喪嫁娶的幫助與支持,鄰里關系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后是情感需要,串門、聊天、打牌、下棋是最常見的鄰里交往活動和娛樂方式。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交流信息、互訴苦衷,長期相處,頻繁互動,鄰里之間結下了深厚的感情。

針對當下鄉村鄰里互動減少,鄰里關系趨于冷漠疏遠等現象,特別是由鄰里交往模式、交往內容和情感變化等原因導致的“信任”關系的解構,鄉村治理應著力于改善鄉村鄰里關系。古為今用,用傳統文化教育、引導村民的價值觀念和對鄉村的認同是必要的,有學者提出,要把“宣揚仁愛”作為睦鄰友好的核心思想;將“幫扶弱者”作為睦鄰友好的優先方向;以“自治”與“鄉約”作為睦鄰友好的法治措施;以“禮”與“讓”作為睦鄰友好的德治手段。[5]但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現狀,需要綜合措施。首先,不要任意改變鄉村結構,盡可能維系村落鄰里的空間形態。中國鄉村的鄰里關系是基于固定的院落空間關系和生活范圍而形成的,由于這種固定性,才結成了穩定封閉的鄰里關系。在傳統的村落里,構成鄰里的各個家庭在空間上彼此靠近,甚至屋檐相連。鄰里之間抬頭不見、低頭見,茶余飯后,大家很容易地可以聚在一起談天說地,孩子們打成一片,鄰里之間形成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社會群體。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對傳統村落空間結構社會意義的忽視,在改造鄉村過程中,傳統住房結構發生了變化。特別是樓房化的結果,由開放的院落轉變成封閉的單元樓,使鄉村鄰里整體走向彼此隔絕。[6]在改變住宅結構的同時也改變了鄉村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增加了鄉村治理的難度。因此,鄉村建設要特別注意傳統村落肌理的重要意義,為鄰里關系創造盡可能的空間條件。其次,要注意發揮民間組織的作用,建立在“熟人社會”基礎上的群眾組織如婚喪嫁娶組織、紅白理事會、民間調節組織、互助組織等有助于維持鄉村鄰里的密切關系。在鄉村建設過程中要特別注意體現村民的主體作用,讓農民自己建設自己的家園,而不是通過工程招標等措施把村民變成鄉村工程的旁觀者,更不能為了所謂“現代”農業而排斥農民。當然,農民合作社的不斷發展和完善,被認為是密切村民關系,在新時代形成村民互助的新的組織形式。

(三)家族與社區認同

有學者對村落社區認同與農民行為邏輯進行了研究,認為因為村落居民互動而產生村落社區認同,村落社區認同會促進社區內社會資本的生產和再生產,社區社會資本越高,村落認同也就越強。村落認同感不僅影響社區成員為社區盡義務和責任的意愿,也影響社區公共輿論及其對村落成員行為的規制能力。[7]村落認同感越高,對社區成員的行為預期越明確,人們越能夠理解自己行為的意義,從而形成一致的態度和行為。正因如此,提高村落認同感就成為鄉村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

家族被認為是維系和提高社區認同的有效組織形式和重要載體。家族作為一種根深蒂固的鄉村社會存在,對其社會功能及其發展變遷的研究已經很多,就鄉村社會治理而言,家族可以發揮作用的領域集中體現在對家族成員行為的規范與教化。家族成員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所形成的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互助傳統,使家族成員之間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和情感依戀,通過一系列的家族活動,如修譜祭祖、修建祠堂、婚喪嫁娶等,可以喚起家族成員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密切家庭成員關系,滿足情感需求。家族要達到妥祖睦族的目的,往往要借助于祠堂祭祀活動和祭祀儀式來實現。通過宗族活動可以融洽宗盟、收攏人心、增強宗族內部凝聚力,進而實現尊祖敬宗、合族收族、控制族人的目的。傳統社會宗族內教化功能是十分顯著的,通過族規、祖訓規范家族成員行為,當宗族內部發生訴訟糾紛時,往往由族長、族老等在祠堂內進行調解,進行“公道品論”,將族內糾紛及時加以解決。[8]盡管傳統家族的控制功能在減弱,但當代鄉村家族行為的新變化使其在新的歷史階段發揮新的作用。如修譜祭祀,從神圣標記向“新文化意義” 轉變。[9]一些農村的修譜活動,打破了傳統家族的陳規,媳婦和出嫁姑娘也被寫進了族譜,傳統的家族觀念正在被現代平等思想所取代。隆重而熱烈的祭祀活動,盡管失去往日的神圣權力,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人們認祖歸宗和文化認同的重要表現形式,而家族成員的精神支持與行為參與更多的是體現對歷史情感與文化價值的高度認同。平等、競爭、契約、法律、理性等新的價值因子滲入家族的內核之中。家族成員能合理地汲取家族規范和禮俗機制,維持道德層面的村莊公共秩序,某種程度上比行政管理更有效,有些情況下甚至起到了法律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從而為鄉村社會提供安全的價值取向和穩定的社會秩序。

家族成員的頻繁互動,不僅使成員具有較高的參與意識,也意味著成員對家族、社區愿意投入更多的情感,為之付出,盡更多的義務和責任。利用家族這一特點,可以強化族內團結和擴大族群認同意識,增強家族內部的聚合力和維持力,新鄉賢文化的興起也是源于家族意識,從而為家族的共同行動和集體行為奠定基礎。

(四)村落共同體與社會整合

自滕尼斯提出共同體概念,人們對共同體的作用、境遇、問題與趨勢做了深入探討和研究,社會學意義上的共同體主要指自然的、地域性、小型的、成員彼此熟悉、日常互動頻繁、相互依賴、相互幫助的,以感情為紐帶、具有某種共同生活方式的群體。這種群體的典型形態就是村落,或者說村落是典型的真實存在的共同體。村民自治、民主協商、道德教化、村規民約等只有在村落共同體環境下才有實際意義。缺乏共同體的基礎和道義的支撐,在中國鄉村,無論哪一類治理,都難以有效地運行,也難以有可持續性。“村落共同體”對于維系村民之間認同意識,增強村落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內聚性,保持村落的可持續發展均具有無法替代的作用。在城市化、市場化沖擊下,“村落共同體”日漸式微,如何發揮村落共同體在鄉村社會經濟發展、文化建設中的作用,在新的社會環境下重塑“村落共同體”,是鄉村有效治理需要破解的重要環節。

村落共同體重建需要從村落內外兩個方面入手:在村落內部,首先,要強化村落共同體的經濟規制。維系農業家庭經營制度是農業生產特點所決定的,也是村落共同體得以存在的基礎。村落共同體的現代組織趨勢是以村落為單位的綜合合作社,不僅可以滿足村民經濟上互助互補,也體現文化上手足之情。其次,建設新的鄉村公共空間。前面談到的浙江鄉村文化禮堂建設是村落共同體重塑的有益嘗試。再次,要體現村民的主體作用。村民主體性的弱化是村落共同體衰落的重要原因,恢復鄉村主體性是村落共同體得以重建的重要途徑。基礎設施建設改對外招標為村民自主建設,可以增加農民的主人翁意識;成立鄉村紅白事理事會,既規范民俗行為,又密切村民關系。最后,利用新鄉賢力量復興村落共同體也是重要經驗。[10]鄉紳制度植根于鄉土社會,鄉紳作為體現儒家道德規范、實施知識教化的有威望群體,通過維護倫理、勸課農桑、糾紛調解、扶貧濟困、協調村落公共事務等,保障鄉村有秩序運行。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吸引有知識、有道德、有情懷,能影響農村政治經濟社會生態并愿意為之做出貢獻的新鄉賢返鄉,有助于凝聚鄉鄰,以道義整合利益,發展出在新時代下適應鄉村發展的共享價值規范體系。此外,培育公共文化、發展鄉村公益事業,壯大集體經濟等也是重建村落共同體的有效措施。

在村落外部,首先,要著眼于制度創新,強調村落共同體的作用,并不是要固守傳統,而是要打破村落邊界,實現更大范圍的聯合,把村落共同體發展成為現代社會結合體的一部分。如允許合作社聯合社的設立,就是這樣一種既可以鏈接村落共同體又可以與外部社會銜接的組織制度。其次,村落共同體重建還需要現代技術手段做支撐。特別是互聯網的發展,為村落共同體的重塑提供了可能,以村落為單位的微信群、QQ 群等把相對分散的村落成員重新聚合在一個相同的網絡空間內,實現了村落成員信息共享。村落成員參與討論共同的話題而密切彼此關系,不僅增進成員之間互動,還有效增強成員對村落的認同感。基層政府可以通過網絡空間發布各類政策、地方生產與生活資訊,讓村民了解基層政府政策和工作動態,通過互聯網收集民意,傾聽村民的心聲,實現對村落公共事務的參與,進而塑造村落新秩序,實現村落的有效治理。[11]

三、 村落文化結構與鄉村治理

村落文化是村民在長期農業生產與生活實踐中逐步形成并發展起來的精神產品。村落文化具有鄉土性和地域性特點,所包含的內容十分豐富,涵蓋了鄉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村落文化不僅塑造著人們的道德情感、社會心理、風俗習慣,也規定著是非標準、行為方式和理想追求。在村落里以言傳身教、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人們,反映著村民的處事原則、人生理想以及對社會的認知模式。村落文化不僅是鄉村治理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有效鄉村治理的重要途徑。從某種意義上說,有效的鄉村治理就是鄉村文化建設過程。我們可以從村民的生產、生活、娛樂等三個方面考察村落文化構成及其與鄉村治理的關系。

(一)農業文化與鄉村治理

農業文化是與村落生產相關的文化,包括農業科技、農業思想、農業模式、農業制度、農業生產的地方知識以及當地農事節日等農業文化。農業文化在三個方面對鄉村治理發揮作用:一是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農業文化滲透著“天人合一”理念,體現尊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智慧,許多農業信仰維系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成為保護環境和生態建設的重要精神財富。循環農業理念成為現代可持續農業的模板,也是影響和規范人們養成珍惜資源、合理使用資源習慣的重要動力源泉。二是塑造人的良好品格,農業文化是附著在農事活動之中的,其教育與熏陶作用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從事農事活動本身可以學習農業生產知識和經驗,體驗勞動的艱辛,養成珍惜勞動成果的品質;農業勞動可以鍛煉耐力與忍耐品質;農業文化培養勤勞、節儉、循環利用的理念;農業信仰有助于形成誠實守信的品格,合作互助的精神和感恩、祈福的情操。三是增強凝聚力。無論是傳統的小農生產還是未來的規模化經營,互助的傳統、合作需求、生產經驗與技術交流、生產示范模仿都不會消失,而且還會得到不斷的強化,這個過程密切了村民關系,增加了對社區的認同和凝聚力。因此,農業文化也是現代合作文化的基礎。

除了農業生產文化,鄉村手工業文化及其教化價值也得到了廣泛重視。鄉村手工藝像“以文載道”一樣,注重手工藝所包含的思想、道德、信仰、愿望等內涵,使手工藝的價值超出其使用價值而成為教化載體。傳統手工藝教化價值不僅體現在手工藝品所凝結的村民們敬畏自然、崇尚祖先的淳樸的精神信仰與心理訴求,承載著鄉村悠久的歷史文化和民間習俗及精神訴求。同時,也是工匠精神傳承的重要載體。鄉村手藝人對自己的手工產品精雕細琢,精益求精,對產品投入巨大感情就是人們所說的工匠精神。

(二)生活習俗與鄉村治理

生活習俗是村落生活中的文化現象,包括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的習俗,宗教信仰、巫術與禁忌等廣泛內容。一些習俗儀式給予人們心理安慰,讓人內心平靜,寄托希望,讓生活更有奔頭。村落習俗對人們的價值觀、為人處世的原則和行為產生著重要影響。因此,是鄉村治理最豐富的內容和重要途徑。

傳統生活習俗是一個地區自然生態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所共同決定的,具有明顯的地域性,故有“三里不同風,五里不同俗”的說法,習俗是村民對自己作為本村成員身份的心理確認。這種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心理認同,能從人的心理深層喚起對村落利益的關心。民俗文化的突出作用是教化,無論是紅白喜事,還是節日時令,各種儀式禮儀中都飽含著協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關系的內容。引導和強化人們形成敬畏天地、尊重祖宗、尊老愛幼、誠實守信、鄰里互助等品質,其本質是倡導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村落生活習俗具有無形的凝聚力、感召力和行為影響力,人們常說的“入鄉隨俗”,就是指這種影響力的作用,不是強制的,但是對個體來說卻是不可抗拒的。村落習俗的存在和延續需要某種形式的強制力做后盾,這種強制力不像法律那樣通過剝奪人的自由或尊嚴來實現,而是通過因果報應心理來實現的。如人們違反生產習俗,會受到自然界的懲罰,而違反喪事和祭禮習俗,將面臨神靈懲罰的危險,違反人們交往的習慣,將會被眾人所排斥,從而形成遵守習俗的心理壓力。要融入村落群體,不被孤立,就必須遵循村落的行為規則和信仰。生活習俗一旦形成就不會再輕易改變,習俗的代際傳承是以老帶小和村落環境反復強化的結果,人們自小耳聞目睹大人所做的一切,不斷被要求去遵守某些習俗規范,通過群體行為矯正不合乎規范的行為。這些社會行為規范經過反復強化逐漸成為個人習慣,久而久之就自然內化為自身的信仰,進而影響后代和其他人,維系了村落社會的有序性。

鄉村治理離不開法律,但除了法律規定更多是義務。相對而言,習慣卻是日常生產生活必不可少的規則,每當做某個事情時,人們頭腦中第一反應是以往這種事情是怎么做的,這種潛移默化和日積月累的習慣比國家法律的宣傳頻率更高,更貼近生活,對人的行為約束和人際關系的調節無處不在。但是,必須看到村落習俗文化作為鄉村治理的制度資源,需要一定的載體。文化載體可以宗廟、祠堂、神臺、石刻、紙錢、族譜、村規民約、歌圩舞臺等實物形式存在,也以諸如婚喪嫁娶、節日時令等各種各樣儀式承載。過去很多人不理解村落文化價值,不清楚文化與載體的關系,采用不恰當措施、消滅了傳統優秀文化載體,錯誤的干預導致村落傳統習俗習慣的破壞,使村落居民對自己的傳統產生懷疑與否定,引起鄉村秩序混亂。因此,有效的鄉村治理,必須研究村落生活文化在鄉村治理中運作的機制,在強化法律定紛止爭作用的同時維護習俗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被認為是鄉村治理的努力方向。[12]

(三)村落娛樂與鄉村治理

繁重的農業勞動、瑣碎的家務,需要通過娛樂緩解、釋放壓力,以獲得精神的愉悅。于是發展出豐富多樣的村落文化,諸如串門聊天、廟會、花會、地方戲、雜耍、游戲、舞蹈、民族體育、故事、傳說、民歌、鄉土文學等村落文化。諸如貼對聯、貼窗花、供財神、迎喜神、放鞭炮等民俗活動和節日慶典也是鄉村娛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常用“喜聞樂見”形容村落文化形式,反映的是村落娛樂文化的鄉土性和群體參與性特點。鄉土性不僅指文化內容是鄉土的,因為它直接來源于老百姓的生活。同時也指娛樂文化形式也是鄉土的,最接近老百姓的勞動和生活習慣,像嗩吶、快板、評書、相聲、小品、對歌、地方戲等,很多娛樂形式都是來源于生活。所謂群體性,是指村落娛樂文化具有廣泛參與和互動特點,就像聚在一起打牌聊天一樣,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參與主體,秧歌、花會、廟會都是以大眾參與為特征的。即使是看戲,在村落里抱著孩子圍著戲臺看戲與城市人坐在劇院看戲也具有不同的性質,前者具有群體參與性質和互動,后者則完全是屬于個體性的。

村落娛樂文化除了娛樂功能,鄉村治理要十分重視其教化與宣傳功能,即所謂“寓教于樂”。“寓教于樂”通過三個渠道對村民的精神文明、道德情操發生影響。即感化、榜樣和鞭笞。通過一系列發揚傳統優秀品德的文化節目,可以感染人,特別是村落里自編自演的節目,其內容大多是以自己的生活和村里發生的事情為題材創作的,或歌頌稱贊好人好事,或鞭笞丑事惡俗,都會給臺下的農民留下深刻印象,節目或故事所傳達出的對人的教導、感化意義都會延續到村民的日常生活當中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們的為人處世方式。娛樂文化之所以能夠發揮教化作用,是因為在一種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村民有了很深的認同感,他們的價值觀具有一致性和穩定性,通過文化活動弘揚敬老、誠信、互助等傳統美德,總能得到大家的認可,就逐漸成為村落文化的主旋律。不僅如此,村落娛樂文化可以破解如何將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有效傳遞到農村的難題。把政府的惠農政策、法律知識、國家大事等以村民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表現出來,村民在娛樂的同時接受和理解了黨和政府的相關政策,比純粹的說教要有效得多。此外,村落娛樂文化在增強農民的凝聚力、重現鄉村生機,進一步實現鄉村整合方面也具有顯著作用。在共同參與的文化活動中增強了農民的集體榮譽感,加深了村民對村落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有助于恢復鄉村的活力。村落文化娛樂在促進交流信息、密切感情、消除隔閡、化解矛盾等方面都有其獨特的發揮作用空間。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鄉村治理不是要另起爐灶建設一套新文化,也不是把外來的治理文化機械地移植到鄉村,而是要在遵循村落價值體系基礎上,沿著村落文化譜系,實現傳統自治、德治與現代法治的融合。村落在漫長的成長過程中形成了特定的空間結構,進而衍生出特定的社會關系和村落文化。村落形態、鄰里關系、農事活動、熟人交往、節日慶典、民俗習慣、地方經驗、民間傳統、村落輿論、村規民約、示范與模仿等,都是維系村落價值取向和有序運行的重要因素,是鄉村治理豐富的“自治”與“德治”資源。村落作為一個天然的教化有機體,具有共同信仰和行為規范以及“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的文化傳統,承擔著對村民行為的引導、規訓與教育功能,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達事明理,明辨是非善惡,以潛移默化的形式不斷強化人們的行為規范,并內化為行為準則。因此,有效的鄉村治理要從村落整體入手,了解村落空間對村落生產、生活、社會關系以及村落文化關系,掌握村落價值發揮作用的特點和規律,使村落豐富的自治和德治資源在新的社會環境下發揚光大,事半功倍地推動鄉村治理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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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啟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系教授,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

(來源:《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