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一部洋洋灑灑的“中國控煙大全”的雛形開始在她的腦中醞釀開來：中國控煙是落后的，這是不爭的事實。中國不僅煙草生產第一，還有高居不下的男性吸煙率和3.5憶吸煙者；和多個國家相比，排名第一的二手煙暴露率和7.4億二手煙的受害者，以及每年高達100萬人的吸煙所致死亡；還有我們國家便宜的卷煙、漂亮的煙盒，想戒煙的人得不到幫助，有35%的吸煙者都是戒過煙又復吸的；“煙草院士”、“煙草希望小學”等等現象；多次獲得國際非政府組織授予的臟煙灰缸獎，還有“履約”規定竟是煙草業對付《公約》的對策……

那么中國控煙落后是否因為缺乏控煙意識？回顧20余年與煙草的“斗爭史”，楊功煥的答案是否定的，她認為，需要更廣闊的視野來理解中國的控煙。

近7年控煙效果喜憂參半

在2011年的時候，中國在控煙履約方面沒有太多進展，當時的控煙界人士為中國控煙現狀打出了37.3的低分。2011年以后，隨著國際上控煙運動的推進，中國控煙在政策領域也取得了一定的進步。哈爾濱等15個城市已相繼出臺了基本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第8條精神的無煙法規，北京、上海、深圳的公共場所無煙法規完全符合《公約》要求；越來越多的城市、機關、企業加入無煙單位的創建活動，社會控煙共識不斷提升。

2013年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了《關于領導干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煙有關事項的通知》，使各級領導干部知所規避。

2015年，通過提升煙草稅，調整了卷煙價格。目的是獲得雙贏：既能增加政府收入，又能減少卷煙消費。雖然2015和2016年卷煙消費分別較前一年度降低2.3%和5.6%，但2017年又較前一年上升0.8%。控煙人士認為，這與中國的卷煙價格相比仍舊偏低，且卷煙的支付能力逐年上漲，稅占零售價格的比重遠低于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標準有關。

此后，促進《廣告法》成功修訂，加上其他法規相繼生效，大多數煙草廣告和促銷形式從法律上得到禁止。與此同時，中國政府支持普及，并建立了戒煙診所和戒煙熱線，引入了簡單戒煙干預技術，更新了臨床戒煙指南，并發展了戒煙熱線指南。

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楊功煥也同時看到了整個社會環境更加嚴峻的一面，比如對非政府組織的管控比以往要嚴。另外，雖然一半的吸煙者都有戒煙需求，但戒煙率僅為18%；而無人造訪戒煙門診，與煙草成癮的診斷、治療和咨詢服務未融入到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特別是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機構中；戒煙服務和治療成本完全沒有被醫療保險計劃覆蓋。

建議衛健委牽頭履約

“今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把控煙履約職責劃歸到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了，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楊功煥說，《中國控煙》對未來如何控煙提出系列建議，最關鍵的一條建議是：在接下來重組的履約協調領導小組中，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為組長單位，財政部、外交部為副組長單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司法部、交通運輸部、文化和旅游部、農業部、海關總署、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等部門組成的履約協調領導小組，加強履約機制建設，明確部門職責和約束機制。工業與信息化部和國家煙草專賣局應排除在履約協調領導小組之外。

楊功煥坦言，這樣的建議是基于對當下現狀的理性判斷：最棘手的難題就是煙草企業的干擾，“如果不改變發展觀，像《公約》陳述的那樣優先考慮其保護公共健康，中國的煙草控制必然會面臨巨大的挑戰。其中最重要的是煙草企業利益集團的阻礙。”

然而，煙草專賣局會不會被排除在重組的履約協調領導小組之外還是未知。中國控煙形勢是否能擺脫煙草專賣局的“干預”？楊功煥認為，今年或將成為最重要的“拐點”之年，“大家就看今年衛健委的組建動作了。”

“我認為作為一個公共衛生專家，如果他的研究結論能夠對社會公布，能夠影響政策，那樣才不會成為一個關在書齋里的研究。”楊功煥說，控煙20余載她最大的成就和滿足感也來源于此。

控煙在中國是一場自下而上的公共衛生運動，最初作為公共衛生領域的一個話題，并沒有進入公眾視野，而到今天，公眾、媒體對控煙這個議題已經變得相當熟悉、敏感和關注，這就是成績。“我們做公共衛生的人，最希望得到的就是公眾的響應、動員。如果不是到達一個全民總動員的階段，那么公共衛生議題影響力就會很小的。時至今日，通過20多年的努力，使得控煙議題深入人心，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楊功煥說。

本版撰文 北京晨報記者 徐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