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拓文化的傳承

清代是金石學的鼎盛時期，人才輩出，成果豐碩。清代學術研究的主流為“乾嘉學派”。而金石學因專注于古代器物的文字辨識、詞義考證等研究，與“乾嘉學派”在研究主體上剛好匯流，甚至融為一體，兩者互為助力，終將金石學推向了巔峰。

清代金石學研究空前繁榮，先后有《考工創物小記》《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捃古錄金文》《綴遺齋彝器款識考識》《寰宇訪碑錄》《金石萃編》《古泉匯》《金石索》等書問世，均為卓有見地的金石學創獲。至晚清，羅振玉和王國維集金石學之大成，馬衡所著《中國金石學概要》，則對金石學作了較全面的總結。

學術的繁榮推進著傳拓的發展，隨著研究范圍的擴大，許多古代金石器物的專項傳拓，在清代有了長足的進步，出現了對青銅器、銅鏡、兵符、磚瓦、封泥、錢幣等單項的細分精拓。清末民初，金石學研究范圍又將新發現的甲骨和簡牘也囊括進來，而甲骨文的拓印對傳拓技藝的要求更高，難度也更大，這也促使傳拓的工藝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單就傳拓文化而言，清代是推動傳拓從單純技藝走向綜合藝術的關鍵時期，先后出現了兩位在傳拓文化史上舉足輕重的大師級人物：六舟和尚和陳介祺。

釋六舟，俗姓姚，名達受，浙江海寧人。早年出家于海寧白馬廟。對詩書畫印無不精通，尤擅傳拓，堪稱一絕。六舟在自撰年譜《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自序中，曾憶及早年訪碑傳拓的經歷：“壯歲行腳所至，窮山邃谷之中，遇有摩崖必躬自拓之，或于鑒賞之家得見鐘鼎彝器，亦必拓其全形。”此處所說“拓其全形”，即是六舟最拿手的絕技“全形拓”。

全形拓是指依照古器物的原形，拓出其立體的形貌。如果說此前的摹拓只能還原平面，穎拓則須借助毛筆“畫”出原形，那么全形拓的出現，則意味著以傳拓的方法，“拓”出器物的立體圖形，這不啻是傳拓技藝的一次“革命”。六舟或許并非全形拓的唯一發明者，但把全形拓發揚光大以致為金石學界所推重，則六舟堪稱翹楚。

六舟的貢獻在于，他是第一位將繪畫引入全形拓的藝術家，其代表作就是傳世名作《剔鐙圖》。所謂剔鐙，即用細鐵針或竹針，剔除銘文或紋飾上的銅銹。這幅作品分別拓出一件漢代雁足燈的側面和倒置兩個角度，妙處在于拓片底部又請畫家陳庚精繪六舟小像，一作摩挲古器狀，一作握針剔銹狀，形象萌態可掬。由此，傳拓從古至今主要為復制圖文的傳統功能，被拓展為主要表現藝術情貌，從復制到表現，傳拓不再是一種單純復制工具，而變身為一種主要供人欣賞的獨特藝術品。這種無聲的演變實自六舟起始。此外，六舟還拓制了許多古磚的全形，延請當時的名畫家們添繪梅蘭竹菊花卉草蟲，使古物拓片與時令花鳥融為一體，并冠以一個富于詩意的名稱“古磚花供”，開拓出風行后世的博古清供的一脈新風。

除了將傳拓與繪畫融合，六舟還有一項值得稱道的貢獻，就是創造出“八破圖”的新形式。“八破圖”淵源于傳統錦灰堆繪畫。錦灰堆相傳是元代畫家錢選所創，又稱“八破”“打翻字紙簍”，它將破碎不全的古舊書畫、拓片、古書等文房雅物，通過復雜的重疊堆積關系來構成畫面，看似雜亂無章，實則井然有序，頗具現代三維視覺藝術的特點。而以傳拓的方式來表現與錦灰堆相類的傳統題材，無疑是六舟的一大創新。

繼六舟而起的陳介祺，是清代集金石、傳拓和收藏于一身的集大成者。字壽卿，號簠齋，山東濰坊人。道光二十五年中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本可在京城做他的太平官，只因看不慣官場積弊，借母喪歸家，再不出仕，從此潛心金石，癡迷收藏，廣招能工巧匠，將自家收藏的數以萬計的碑刻、造像、陶器、印章、銅鏡、磚瓦等分門別類，精工細拓，使其簠齋成為一時無兩的傳拓重鎮。稍晚的金石家葉昌熾曾在《語石》盛贊陳介祺，稱其“拓法為古今第一”，“齊魯之間，皆傳其法。”

陳介祺對傳拓文化的突出貢獻在于，他不但親力親為直接參與拓工之事，而且以其豐厚的學養和經驗，將傳拓技藝上升為一門學問。他與老友潘祖蔭經常以書信研討傳拓的專業問題，包括用紙用墨水分干濕墨色濃淡捶拓手法乃至保護器物等，皆有精到論述。潘祖蔭后來將這些書信中的核心內容匯編成書，即陳介祺的《傳古別錄》。這是傳拓文化史上第一部專業性著作。單以這本薄薄的小書，陳介祺就足以成為傳拓史上的標志性人物。

金石學在20世紀初的巔峰時期，遇到了來自西方的強力沖擊，開始走向衰落。“新學”之興，將所有傳統學術和技藝皆視為“舊學”，在百多年來持續不斷的“破舊立新”風潮中，傳拓就像許多傳統文化一樣，遭受了無情而徹底的打壓和損毀。加之十年浩劫中，無數古物被毀，“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傳拓事業一度處于人亡道衰的境地。直至改革開放之后，才慢慢恢復元氣，出現了一批傳拓技藝的傳承人。在2012年國家圖書館舉辦的首次“中國傳拓技藝展”上，展示了13位當代傳拓藝術名家的作品。這固然是一件令人欣慰的大事和好事，但同時也令人感到憂心，泱泱文明古國，千年傳拓文化，只有區區十幾位傳承人實在是人數太少，勢單力孤。普及和弘揚古老的傳拓文化，任重而道遠。

傳拓文化，一方面要傳承，另一方面也要發展和創新，而后者顯然更為重要。在推動傳拓文化走向新時代，讓古老的傳拓文化與現代文明接軌、與現代生活相融等方面，目前已出現了一些可喜的端倪。在當下的書畫展覽中，不時可見傳拓作品的身影，在很多藝術家的作品里，拓片已成新的構成要素。單講傳拓藝術本身，近年來也凸顯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嘗試，譬如河南李仁清的高浮雕造像全形拓、山東淄博張洪雷的“太湖石拓”和廣東深圳李瑾的“我拓我家”。李仁清在全形拓的基礎上，將以往很難表現的高浮雕物體以創造性的拼貼方式得以實現，張洪雷則將全形拓的題材引向大自然，以天然太湖石為主角，創作出一批明暗凹凸、光影分明的傳拓作品，引得眾多書畫名家為其題跋，令傳拓藝術別開生面；李瑾則將傳拓的觸角伸向普通家庭，從而突破了過往傳拓技藝大多局限于皇宮秘府、文博內苑以及非富即貴的收藏密室等藩籬，直接邁進了當下生活，她把自家的梳子勺子凳子柜子等，凡是有花紋有美感的器物都拓出來，請朋友題跋供眾人觀賞，其《我拓我家》系列展覽已在全國五城市舉辦了7次，受到普遍歡迎。2015年還因其實現了傳統技藝與現代生活的高度融合而入選《東方視覺·華人藝術大展》，在聯合國總部大廈展出。這些頗具新意的做法和玩法，無疑為古老的傳拓文化注入了新鮮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