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協商直接關涉群眾權益，是優化公共政策的重要途徑。然而有媒體報道，少數地方的基層協商存在重形式、輕實效的現象：為避免“夾手”，協商只找幾位關鍵人商量；遇到麻煩事，“事先辦了，后面慢慢再談”；村民“被代表”，并沒有參與相關方案的制定過程……凡此種種，弱化了協商的效力，也影響到群眾的信任，值得警惕與深思。

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開幕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大量決策和工作，主要發生在基層。要按照協商于民、協商為民的要求，大力發展基層協商民主，重點在基層群眾中開展協商。”信任始于坦誠，共識源自商量。廣泛、深入的基層協商，早已被證明是實現民主的一種有效途徑。黨的十八大以來，從民主懇談會、民情通報會，到社區議事會、村民決策聽證會，豐富多元的基層協商民主實踐，廣開言路、博采眾謀，動員大家一起來想、一起來干，為完善基層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撐。事實證明，基層協商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擁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但在現實中，由于少數干部缺乏協商意識、忽視協商作用，基層協商容易遭遇領導“一言堂”、工作流程不規范等問題。這不僅不利于集聚眾智、凝聚眾力，也影響了群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開展基層協商，本身就需要投入一定的交流溝通成本。如果沒有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參與實踐，協商就容易流于形式，還會造成資源浪費。

協商就要真協商，真協商就要貫穿于決策的全過程。應當看到，廣泛吸收基層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充分討論、論證和協商，是讓決策更科學、更接地氣也更能被接受的有效途徑。協商的過程，其實也是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的過程。就此而言，能否善用經常性的協調和對話機制，多在事前、事中與群眾進行協商，而不是等事情辦完了才做簡單的通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決策的科學性與公信力。

從某種意義上講，基層協商也體現著干群之間的“意見互動”。群眾通過協商表達意見和訴求，一方面可以幫助干部更精準地了解基層百姓的想法，另一方面也能起到督促、提醒的作用，推動干部深入思考作風怎樣更“嚴”更“實”、決策如何更貼近實際。可以說，基層協商參與越廣泛、討論越充分，就越能凝聚共識、收獲真知灼見。而當群眾的聲音被認真傾聽，政策的初衷被全面理解，原本可能存在的認知誤區、思想障礙，自然也就會消解。

今天，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思想觀念多元多變。征地補償方案的制定，環境衛生管理的優化，社會治理手段的完善……在廣袤的基層，涉及群眾利益的決策和工作無所不在。有事多商量、遇事會商量，既是為了出共識、出辦法，也是為了出感情、出團結。正如一位基層干部所說，基層協商在潛移默化中“構建了黨群干群責任共同體、發展共同體”，使多元主體的利益關切、政策預期在參與過程中得到有效整合。下大力氣推動基層協商民主建設，不斷提高基層協商效能，我們的工作才能得到群眾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因為烏木歸屬問題，一位四川村民曾誓言將上訪進行到底；在參加了幾輪“壩壩會”后，他心氣順了，最終與當地政府達成補償方案。他由衷感慨，“開展協商對話這種方式來處理，比通過打官司還要更好一些”。基層治理經常面臨復雜的局面，充分運用協商手段，廣納群言、廣集民智，我們就能繪就民心民愿的最大同心圓，為干事創業凝聚起更大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