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5月13日電 特稿:顛覆性技術創新將帶來怎樣的“顛覆”

新華社記者 張瑩 馮玉婧

膠卷相機巨擘柯達,在數碼攝影的浪潮中黯然破產;“功能手機之王”諾基亞,被智能手機逼得虧損連連;網購和無人超市興起,讓美國百思買等零售巨頭的門店接連消失……

近年來,新技術浪潮沖倒了多少看似不可能倒下的“巨人”,又推出了多少新生力量,重構了多少行業的業態和布局,恐怕難以一一細數。這讓人們想到一個詞——“顛覆”。實際上,這就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克萊頓·克里斯滕森上世紀90年代提出的“顛覆性技術”概念。

顛覆性技術為何如此重要?它會“顛覆”什么,又將帶來什么機遇?

何為“顛覆”

根據克里斯滕森的定義,顛覆性技術是一種另辟蹊徑、會對已有傳統或主流技術產生顛覆性效果的技術,它能重新配置價值體系,并引領全新的產品和服務。

一個著名案例就是柯達被數碼攝影技術“顛覆”。事實上,柯達曾發明了第一臺數碼相機原型,也投入巨資開發數碼相機,但在數碼攝影興起后,它還把業務重心放在傳統的沖印門店上,最終被迫尋求破產重組。

對顛覆性技術的出現規律,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總結說,新技術不一定比原來的復雜多少,而是更適合市場需求,有一個非常大的應用面,將來還會出現很多由需求牽引的顛覆性技術。后來者為了進入市場往往要依靠這種技術,例如尼康、佳能用數碼攝影代替柯達,蘋果用智能手機代替諾基亞。

近年來科技新突破不斷涌現,但哪些具有“顛覆”潛力?美國麥肯錫全球研究所、蘭德公司、《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等智庫和媒體分別作出展望,人工智能、物聯網、云計算、太空探索、虛擬現實、精準醫療、腦科學、先進材料和新能源等領域被普遍看好。

中國科學院拓撲量子計算卓越創新中心主任、中國科學院大學卡弗里理論科學研究所所長張富春和中國科學院院士向濤都認為,在他們熟悉的凝聚態物理各方向中,量子計算和高溫超導最有可能孕育顛覆性技術。向濤說,如果將來造出通用量子計算機,能“顛覆性”地降低能耗和提高運算能力,可能改變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式,開辟信息技術發展的新方向。

何時“顛覆”

2016年,“顛覆性技術”被寫入中國《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和《“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2017年,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要“突出顛覆性技術創新”,讓顛覆性技術更引人注目。

“這個時候我們提出這個概念很合時宜,”張富春說,在科技發展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差距已經比較小,從跟跑進入并跑階段,然而要從并跑到領跑還要全新的東西,現在重視顛覆性技術創新“自然而然”。

鄔賀銓說,直到今天中國擁有的原始創新仍比較少,中國在高速度發展的階段,可以利用別人的技術和自己的市場把應用做大,但從高速度發展轉到高質量發展,很重要的一點是有關鍵原始創新作支撐,原始創新中有可能出現顛覆性技術。

向濤持類似觀點:“中國要成為世界科技的領跑者,還需做出原創性強、有顛覆性的工作,開辟新的研究和應用領域。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在世界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引領科技發展。”他認為,基礎創新與技術創新是因與果的關系,顛覆性技術必須要有高水平的前沿基礎研究作支撐。

從全世界看,哪些國家有望率先在顛覆性技術上取得突破?畢馬威公司最近對800多位全球科技領域領袖的調查顯示,26%受訪者認為美國最有希望,中國以25%的得票率緊隨其后,表明中國突飛猛進的科研實力獲得認可與關注。

如何“顛覆”

顛覆性技術已成為發展新機遇。麥肯錫全球研究所預測,到2025年,一些顛覆性技術有望每年創造14萬億至33萬億美元的效益。

什么樣的環境有利于培育這種技術?專家認為,首先在科研領域要改革評價體系,對“顛覆性”的意愿應給予寬容、理解與支持。

目前的科研評價體系常以論文發表刊物的影響因子為核心標準。張富春說,影響因子是指某份學術雜志最近兩年發表論文在報告年份的平均引用次數,難以代表科研成果的真正價值。比如,楊振寧最有名的論文“楊-米爾斯規范場理論”發表在美國《物理評論A》上,“剛開始都沒什么引用,幾年后才被認識到有巨大的意義,因為太超前了”。

他建議,比較客觀的評價體系應著眼于長期成果,并嚴格遵循同行評議,不要過于強調影響因子和文章數量。

向濤也認為,在制定科研政策時,要鼓勵和引導科研工作者選擇探索性、前瞻性強的課題作為方向;同時,教育、科研和技術三個領域要形成一個彼此緊密相關的綜合體,產生協同效應。

鄔賀銓說,科研政策、人才觀、評價體系等要有足夠的包容性,尤其要寬容失敗,使市場后進入者致力發展顛覆性的創新。“關鍵是要培養一種創新思維,而要培養創新思維,就要有寬容失敗的政策環境。反過來如果不允許失敗,誰都循規蹈矩,怎么能有做顛覆性東西的動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