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中國消費者協會在京召開有關懲罰性賠償公益訴訟專家論證會，旨在結合消協組織公益訴訟實踐，研究和推動懲罰性賠償公益訴訟，促進巨額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落地，推進消費維權事業，更好發揮和提升消費民事公益訴訟效能。

消費者對侵權賠償應該不陌生。2009年《食品安全法》規定生產銷售偽劣食品“退一賠十”，2010年施行的《侵權責任法》首次提出了“懲罰性賠償”，2013年修訂的新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更進一步，規定所有商品和服務領域只要存在欺詐行為的，都可以“退一賠三”。應該說，這三款規定都屬于“私益”范疇，因為它面向的都是具體的消費者，由個人發起投訴、獲得賠償。也因了這個緣由，弱點就很突出，由于消費者多而分散，難以組織，即便有心于三倍賠償，但在要付出的時間和精力面前，多數也選擇了妥協。在此情形下，公益訴訟就成了個人維權的替代選擇，它的實施主體是消費者協會，可發起集體訴訟，判決一經生效，就自動及于所有被侵權的消費者，既節約司法資源，又能讓侵權者付出應有的代價。此次提出的懲罰性賠償，是專門賦予消協組織及其公益訴訟的，和以往理解的侵權賠償有所不同。

自新消法提出公益訴訟權以來，各省消協充分利用了這項權利，一些案例獲得了勝果，一些案例激起了回響，也有一些案例效果沒那么突出。回顧多起訴訟案例中所遇到的難題，有專家直言：“制假售假在我國久禁不絕、危害極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未能切實施行懲罰性賠償制度。”也正是這個原因，無形中放縱了某些企業的不負責任，如三星“爆炸門事件”以雙重標準對待中國消費者，概因在國外有可能面臨集體訴訟和巨額賠償，在國內卻不大需要考慮這種成本。事實上，在這類案例中，消協自身能做的也很有限，要么是去函詢問，要么是發布提示，腰桿子想硬起來，懲罰性賠償是一種可行思路。最近，廣東省消委會提起三宗生產銷售假鹽公益訴訟，作為全國首次法院支持的賠償性公益訴訟，向非特定消費者賠償，就被稱為“開先河之舉”，受到了廣泛贊譽。

社會上也存在一種聲音，即認為對廣大中小企業來講，新產品、新服務剛剛推出時，不可能盡善盡美，應當允許經營者在新領域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誤，保護企業的創新活力。這種聲音指向了一個問題，即公益訴訟結合懲罰性賠償，將在一定程度上有礙企業創新發展。這是一種誤解，沒有恰當理解懲罰的意義所在。進化博弈論證明，一報還一報（Tit for Tat）是進化穩定策略（ESS），是針對侵犯與掠奪的負反饋機制，有利于抑制侵犯與掠奪、維護種群內部合作。用大白話說，消協擁有實權比沒有要好，它至少能起到一種震懾感，讓企業在創新的道路上牢記政策底線，如去年被提起公益訴訟的小藍單車，受質疑的不是創新模式，而是押金方面的無所作為。相信明確懲罰性賠償的介入和管理方式、計算方法和標準，它不僅能成為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利器，也不會傷害企業的創新活力。

消協變得更有“作用力”，是本身職責所在，也是現實發展所需。“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要“發揮消費對增長的基礎作用，著力擴大居民消費”，而隨著消費的轉型升級，消費環境也越來越紛繁復雜，消費者對消協的呼喚越來越強烈，對消協的維權效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這種背景下，研究和推動懲罰性賠償公益訴訟，契合了現實需要和群眾呼聲，是極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