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美國單方面挑起的中美之間“史詩級貿易戰”，一些聲音聲稱此事會加速美國的產業調整和國際供應鏈調整，刺激中國產業鏈外移，進而導致資本逃離中國。其實，只要冷靜審視制造業發展的內在邏輯，就不難明白，這種觀點與現實南轅北轍。如果說貿易戰有什么“副產品”，其中之一就是，將加速中國產業突破向上提升進程中的“玻璃天花板”。

不錯，中國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近年來已經顯著上漲，傳統的成本優勢有所削弱，但過于強調這一點的人忽視了制造業發展需要廣泛的配套體系，需要大批有文化守紀律的勞動者，忽視了中國制造業相應調整的力度之大、范圍之廣。

且不提中國制造業發展的配套體系舉世無雙，且不提雨后春筍般成長的高新技術企業，即使在傳統的制造業部門，這幾年以設備投資替代人力的現象也極為廣泛。“機器換人”就是其中一例。在產銷量占全球微波爐60%以上的廣東格蘭仕集團的生產車間里，技術裝備更新進展之巨大令人印象深刻：全球第一條全自動微波爐生產線就誕生在這里，工業機器人為主導的整套設備取代數十名工人的沖壓生產線。正是憑借這些進展，在甚囂塵上的產能外流聲浪中，格蘭仕雖然在海外一批國家設立了研發中心，根據當地消費者喜好設計產品，但產能依然集中在珠三角的順德、中山兩地，以求繼續利用當地舉世無雙的產業配套體系，繼續使用中國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別的不說，單就該公司電子車間流水線工人高中畢業的要求，絕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就無法滿足。

更重要的是，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中國已經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實際GDP更是已經超越美國而位居世界第一，這使得中國制造業能夠走上依托國內市場贏得國際競爭優勢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無論是對于消費者還是對于生產者，巨大的國內和地區市場都能予他們多方面的利益與優勢。對于消費者來說，巨大的國內市場意味著更多的商品選擇和更高水平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因為國內市場越大，在該國銷售的廠商越能廣泛分攤各種固定成本，以及因消費者權益保護而增加的或有支出。對于面向國際市場的生產者而言，巨大的國內市場也賦予其多方面優勢。

小國在國際市場上通常是價格、交易條件和市場容量的被動接受者，國內金融市場缺乏深度和廣度，中央銀行難以持續開展大規模公開市場操作，以沖銷資本流動等外部經濟沖擊，因此抵抗外部經濟周期波動和危機傳染的能力較弱；大國則擁有較強能力，通過大規模沖銷干預、啟動國內需求等方式削弱外部經濟沖擊，消除外部危機傳染的影響，從而使本國經濟周期運行與外部經濟環境不同步。這樣，其它條件相同，同樣是高度國際化的企業，母國為大國的企業或產業同時擁有周期不同步的母國市場和外部市場，母國為小國的企業或產業擁有的則是周期同步的母國市場和外部市場，前者收入的穩定性較高，波動性較低。這樣，在外部市場遭遇危機沖擊之際，巨大國內市場將賦予中國產業及對外貿易一大優勢，即出口企業能夠借助國內市場彌補出口市場損失而渡過難關，從而贏得相對于海外競爭對手的優勢。比如，TCL集團年報顯示，該公司2009年銷售收入從2008年的379.61億元提高到429.19億元，增長14.9%，但由于金融危機，香港和海外銷售收入折算成人民幣略有減少，從2008年的166.74億元下降到165.81億元，TCL依靠國內市場銷售收入猛增27.3%，實現了整體銷售收入增長。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遭遇一次次外部國際經濟危機沖擊，類似TCL這樣情況的企業越來越多。

事實上，這場貿易戰不僅將激發中國產業向上提升，突破“玻璃天花板”，還有助于減少外部極端無理貿易爭端的不確定性風險。

中國是當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外部強加的貿易爭端成為中國產業、特別是新興產業發展的不確定性風險之一。這次美國率先發起的貿易戰涉案貿易額一舉刷新了我國外貿史的紀錄，把老紀錄翻了數十倍。奮起應對這場貿易戰，即使付出一些當前的代價，只要讓開啟釁端的對方也遭遇同等力度、同等規模的殺傷，就足以震懾美國和其它貿易伙伴國內保護主義勢力，抑制他們隨意發起對華貿易摩擦的道德風險，為我們的產業發展創造更可預期的市場環境。換言之，就是為資本提供更可預期的投資回報機會。畢竟，我們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從一開始就是面向開放的全球化市場，而不是僅僅寄希望于保護壁壘后的國內市場。有效遏制貿易伙伴的保護主義沖動和道德風險非常重要。

鑒于中國實體經濟部門的不可替代的優勢和這場貿易戰可望帶來的更廣闊發展前景，對比這場貿易戰中美國總統特朗普推文忽上忽下給美國資本市場帶來的額外不確定性，理性的投資者會認為貿易戰凸顯的是中國弱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