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單團隊負責人稱通過刷單賺了一百多萬元。

律師：不能定為傳銷，也不能定為詐騙

在曾是刷手的柳炎焱看來，因為刷單行為不設置層級，只要拉來做外宣的人越多，拿到的回扣也就越多，所以就會促使刷手不停地拉人。他了解過相關法律，正因為刷單不設置層級，也就不被認為是“傳銷”了。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阮齊林也認為，盡管刷單平臺靠外宣拉人，收取入會費的行為也與傳銷類似，卻并不是傳銷。

他說，對于傳銷組織的認定，除了收取入會費，關鍵還要看兩個條件：首先是該組織并未提供實質性的服務，經營活動具有欺騙性；其次它是按層級計酬，比如組織者發展一級會員，一級會員發展了二級會員，組織者不僅收取一級會員會費，還會抽取二級會員的提成。但刷單平臺規避了關于傳銷的這兩層判定，無法以傳銷罪對其論處。

上海市刑事辯護律師阮傳勝告訴澎湃新聞記者，2009年2月，中國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后增加一條：組織、領導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要求參加者以繳納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引誘、脅迫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傳銷活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阮傳勝進一步指出，2010年我國頒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78條規定，涉嫌組織、領導的傳銷活動人員在30人以上且層級在3級以上，應予立案追訴。 “傳銷的要件就是其較嚴密的組織性，從上述這兩項法律規定來看，網絡刷單并不屬于傳銷，一般網絡刷單組織沒有傳銷組織的結構，不僅松散，也很隨機。”

在阮齊林看來，將刷單平臺定義為詐騙也比較難。

他說：“（刷單）平臺在會員加入前，許諾可以賺到多少錢，而實際不是這么回事。這具有欺詐性，但它可能會編造各種會員賺不到錢的理由，只要平臺始終還在，還做著刷單的業務，并且也還是會支付刷手一定的報酬。這種情形下，比起攜款就跑的狀況，定詐騙就比較難。”

2017年6月，全國首例刷單入刑案在杭州宣判。江蘇人李某利用YY語音聊天工具建立刷單炒信平臺，吸納會員參與刷單炒信。這些會員為淘寶賣家注冊賬戶，通過平臺的發布接受刷單任務，平臺則向會員收取300元至500元不等的保證金和40元至50元的平臺管理維護費及體驗費。2013年2月至2014年6月，李某共收取平臺管理維護費等逾30萬元，另收取保證金共計50余萬元。最終因犯非法經營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

談及“刷單入刑”一案，阮齊林指出，刷單組織者通過制定刷單的規則和流程，組織刷手在平臺進行有償的刷單服務、發布虛假好評的行為，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中規定的關于非法經營行為的規定，只要個人非法經營數額在五萬元以上，能夠以非法經營罪追究刑事責任。

阮齊林同時表示，本案只是法律上的一種應用，上述司法解釋認為以牟利為目的的刷單屬于非法經營罪的客觀行為，但這一司法判決所確立的規則是否具有普遍性，還有待進一步的研討。

上海段和段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春泉表示，刷單入刑的判罰除了在杭州有案例以外，南京也有一例。一淘寶店主為了打擊競爭對手，雇人瘋狂購買對方產品，惡意“刷單”1500次，后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

如何才能遏制網絡刷單？

互聯網電商平臺意欲建立的信用評價體系，正在被活躍的網絡刷單侵蝕破壞。

澎湃新聞記者采訪多名律師，不少律師認為，遏制刷單行為必須從源頭上解決，首先要阻止電商賣家的刷單行為，才能遏制刷單群體的延伸和擴大。

劉春泉總結，造成網絡刷單依然秘密活躍的原因有兩個方面，首先是刷單行為沒有被害人。“通過刷單將淘寶店鋪刷出皇冠、刷出幾星幾鉆，消費者不會覺得這個事情和自己有關系，既然沒有被害人，就不會有人報案。除非電商平臺主動舉報，比如杭州的‘刷單入刑”案例就是阿里巴巴集團運用大數據主動發現并向警方報案。”其次，如今還沒有確定的技術可以證明交易量和評價是刷出來的，取證困難成為第二個盲點。

劉春泉表示，如果加強執行力度，比如在稅收問題上對電商賣家進行強制規范，網絡刷單可能很快就能得到治理。“店鋪的交易量就是他的營業額，現在很多淘寶店鋪都沒有按照法律規定來申報納稅。如果稅務機關規定，每一筆交易記錄都必須按照交易的金額進行繳稅，那么‘刷’的每一筆單就有了成本，不法分子馬上就會承擔不起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