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蓉(右)在壺瓶山鎮大勝村給村民指導垃圾分類的處理方法(4月20日攝)。 新華社記者龍弘濤攝

無論在哪個崗位,戴海蓉和農村垃圾處理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她認為自己必須做點什么。從孤獨另類的號召者,到眾人尊敬的行動派,她影響著群眾一點點改變生活習慣,使得在大城市都還未完全落地的垃圾分類,在這里深入人心

她的人生履歷中,大學生,規劃師,副局長,全國人大代表,這一個個不斷變化的身份不斷刷新了人們對這個女人的認識。

她的手曾經畫過最精密的規劃圖,簽過影響全縣住建工作的文件,也在人民大會堂莊嚴地表決過。

可如今,這雙手卻伸向了農戶家一堆堆又臟又亂的垃圾中。她用實際行動親手給自己貼上“環保人”的標簽,在別人驚詫的目光中,堅定地向前走了5年。

在有著“湖南屋脊”之稱的石門縣壺瓶山區,人大代表戴海蓉為探索農村垃圾處理,從孤獨另類的號召者,到眾人尊敬的行動派,影響著群眾一點點改變生活習慣,使得在北上廣等大城市都還未完全落地的垃圾分類,在這里深入人心。

世界難題

我國廣大農村幅員遼闊,垃圾收集、運輸成本非常高,套用城市“日產日清”的模式成本無法估量,農村垃圾必須是“源頭垃圾分類減量”處理

2013年,石門大山里的戴海蓉當選全國人大代表。

“當選的那一刻,一種沉甸甸的責任感不知不覺就落到了我肩上,我特別怕自己辜負‘人民代表’這一稱號。”戴海蓉說。

一次,在基層調研時,她來到位于壺瓶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的壺瓶山鎮。這里青山秀美,白云繚繞,多年前因環境宜人,被有識之士選中來種植一種嬌貴的紅茶,順著澧水,經過洞庭,再下長江,遠銷海內外。可當戴海蓉來到這里時,抬頭看,這里仍是“阿凡達”,低頭一瞧,滿地的垃圾污垢讓人不能直視。

響水坑是當地的自然天坑,洞極深,石頭扔進去,許久才能聽到地下水清脆的“叮咚”聲,因而得名。但是由于垃圾無處填埋,鎮里所有的垃圾都塞進響水坑中,不到3年,各種臟東西溢出了洞口。

五斗坑是村道邊另一處露天天坑,沖天的臭氣熏得過路村民直流眼淚,倒是吸引了鋪天蓋地的烏鴉來此覓食,農民種植的蔬菜也連帶被糟蹋得一干二凈。常年堆放的垃圾發酵成了沼氣,不小心點燃就燒了大半年,青煙繚繞,水撲不滅。

戴海蓉想,要造福群眾,首先就要去除這些青山綠水之中越來越多的環境“腫瘤”。

大學畢業后,先是搞了多年規劃設計,后來在鄉鎮分管環境衛生,再到縣住建局任副局長,最后當選為人大代表……無論在哪個崗位,戴海蓉和農村垃圾處理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她認為自己必須做點什么,“如果不解決農村垃圾問題,我對不起上天的安排!”

誰知,這個想法剛一冒出來就被潑了冷水。石門是湖南省級貧困縣,戴海蓉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這里的第二位全國人大代表。在不少人看來,“人大代表”這頂帽子金光閃閃,戴海蓉應該多關注能讓地方發展上快車道的大項目,垃圾處理這樣“難登大雅之堂”的“不是問題的問題”不應進入她的視野,有領導甚至當面就給她臉色看。

戴海蓉的自尊心受到了強烈沖擊,斯斯文文的她紅著臉和人理論:“垃圾處理不僅是環境問題,更是資源問題,是全世界共同面對的難題。這可不是鄉村農婦才關心的雞毛蒜皮小事!”

壺瓶山鎮一位干部得知她想解決農村垃圾問題時,很直接地勸她說:“你挑了個最難又最容易被忽視的問題!”

“是的,垃圾問題越來越嚴峻,但我們連處理的方向都沒有找到,總不能坐以待斃吧!”戴海蓉說。

她見過太多農村垃圾“就地處理”的“一次性工程”——最后變成白色垃圾的分類桶,引導村民焚燒垃圾制造二噁英的垃圾池,用一兩年就變一堆廢鐵的小型焚燒爐,征塊地挖個坑就倒垃圾的填埋場……浪費巨額資金不說,還會造成嚴重的二次污染。

通過多次在農村調研,她分析,我國廣大農村幅員遼闊,垃圾收集、運輸成本非常高,套用城市“日產日清”的模式成本無法估量,而目前農村垃圾就地處理技術不過關,遺留問題很多。

因此,農村垃圾必須是科學合理的“源頭垃圾分類減量”處理。

孤軍奮戰

連續多年提出農村垃圾分類相關建議,住建部發現這位“死磕派”人大代表并不是在“玩票”,她的精神是現在這個亟須讓垃圾分類落地生根的國家最需要的

低成本、可持續、可復制、可推廣,戴海蓉一開始就確定了垃圾分類試點的目標,但怎么試點?

石門縣已退休的環保局局長朱建業當時還在任上,他有些心疼地看著愣頭愣腦跑過來要做“垃圾分類”的戴海蓉,說:“你說得都對,但是你還不明白,低成本、可持續、可復制、可推廣意味著——無利可分、無例可鑒、無人可用、孤軍奮戰。”

戴海蓉何嘗不明白自己的窘境,有時人家一句:“國內垃圾分類有成功的嗎?你給我舉一個例子,我就支持你!”就問得她啞口無言。

向外爭取試試,她想。她滿懷希望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和住建部聯系,反映自己調研中的問題,希望爭取一些專家資源。誰知住建部回復說,2000年他們就在一些地區做了試點。她跑去這些城市看,發現效果不好,沒有取得實效,“說實話我對這個回復是不滿意的”。

這樣的碰壁不勝枚舉,甚至有人在背后說,若不是看在戴海蓉“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上,都不愿意搭理她。

幸好,戴海蓉沒有被現實打垮,而世界似乎也逐漸向她展現一點希望。

她在網上到處查資源回收公司的電話,感覺靠譜的就打過去,看有沒有人購買分類后的可回收垃圾,為鄉親們爭取“福利”。

“我非常意外,一般都是我們去垃圾填埋場聯系業務,主動找我們的就她一個。”湖南藍田再生資源公司一位銷售負責人回想起戴海蓉跑來聯系業務的樣子,“圓圓的臉,語速很快,看得出來很熱愛家鄉。盡管農村垃圾運輸成本太高,買賣劃不來,但她的熱情打動了我們。”

她不厭其煩在大會小會、各種場合借機和領導、部門負責人、甚至是村干部套近乎,“軟磨硬泡”尋找合適的試點機會。一些鄉鎮負責人開始流露出進行“合作試點”的意向,朱建業在感受到戴海蓉的決心后成了她最堅定的支持者。

連續多年提出農村垃圾分類相關建議,住建部發現這位“死磕派”人大代表并不是在“玩票”,她的精神其實是現在這個亟須讓垃圾分類落地生根的國家最需要的。住建部環境衛生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劉晶昊多次帶領專家團隊來到石門,為這個僻遠的小縣量身打造農村垃圾處理規劃。

戴海蓉拉著專家和她一起思考心里反復琢磨的問題:為什么要推行垃圾分類?根據對垃圾填埋場、焚燒發電廠的服務半徑、選址情況等的分析,包括石門在內的我國中部山區,垃圾填埋場或焚燒廠30公里外的垃圾收運成本非常高,必須進行垃圾分類。

如何進行垃圾分類?通過持續兩年在農村的調研,戴海蓉發現廚余垃圾、廁所垃圾量很大,且在農村可以不出戶就地消化,除掉這兩個污染源后,問題的關鍵就是對白色垃圾和玻璃進行分類,這一觀點得到專家認可。

回收站應該建多少?在中部山區,一個自然村落的規模一般在500人左右,每500人建一個回收站利用率最高。

一次外運多少可回收垃圾最經濟實惠?石門山路崎嶇,根據地形對車輛轉彎半徑、車速的限制,結合路程、消耗油量、車輛的折舊率、廢品回收的規模效益等成本核算,無論是塑料還是玻璃一次性運30噸比較經濟合理,并由此可確定資源回收總站的建設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