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某些特定標準來規定居民是否可以享受公共服務，與和諧的理念背道而馳

■每一位市民，無論“新舊”，都是城市的主人，共享、共治的理念應貫穿始終

■最大的挑戰是經濟性融入，即各行各業的“新市民”在城市落腳并被有機納入城市發展體系

記者：“包容性城市”這一概念由聯合國人居署2000年首次提出，您怎么看待包容性城市的定義？

于海：聯合國人居署提出的“包容性城市”概念，強調城市發展在經濟、社會、治理、文化和空間等領域的均衡與統一，強調城市發展過程中公平與效率的內在一致，強調城市不同主體發展權利的均等性，將有助于解決城市特別是全球性大都市由于快速發展帶來的社會“碎片化”問題。2015年，聯合國提出的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中，超過一半涉及減貧、醫療、教育及城市住區的包容性發展。

我國現在也重視建設包容性城市。以上海為例，2010年10月世博會高峰論壇發表的《上海宣言》提出“城市應統籌經濟和社會的均衡發展，注重公平與效率的良性互動，創造權利共享、機會均等和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努力縮小收入差距，使每個居民都能分享城市經濟發展成果，充分實現個體成長。”我認為，所謂包容性發展，是指各地區、各群體都有權參與發展并分享發展成果。

記者：建設包容性城市，強調使每個人都能共享城市發展的成果。您覺得建設包容性城市的意義是什么？

于海：我國城市化進程導致超過2億農民進城，成為工作和生活在城市的“非戶籍人口”。他們被稱為“農民工”，因其出生地的身份而不能獲得特大城市居民的戶口。戶口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國的戶籍包含城鄉身份區分和排他性的福利安排。億萬農民工為城市繁榮和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因沒有居民身份，只能享受最基本的公共服務，許多福利待遇和社保權利低于城市正式居民，在健康、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機會分配也不平等。

《世界城市狀況2008—2009》指出，不平等的城市不僅會妨礙經濟增長與減少貧困人口，還影響人類發展的方方面面。例如，不平等讓低收入者對城市失去希望、強化貧富對立、影響身心健康等，從而加劇城市分化，在社會共存意義上不可持續。為了讓社會健康發展，政府有責任采取積極措施，逐步消除城鄉二元分裂的戶籍制度。“包容性城市”的實質是“所有人的城市”，按某些特定標準來規定居民是否可享受公共服務，與和諧的理念背道而馳。法令可以限制戶籍人口，但城市生活不會也不應受戶籍限制。

記者：建設包容性城市的要點是什么？

于海：建設包容性城市最關鍵的一點是“共享”，要讓老百姓共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平等的社會權利和均質的公共服務。應幫助外來移民、新城市居民、老人、婦女兒童和殘疾人等人群消除貧困、改善弱勢地位、融入主流社會，在社會政策制定、資源整合方面關注困難人群的需求。

尤其要注意的是，建設包容性城市，意味著每一位市民，無論“新舊”，都是城市的主人，共享、共治的理念應貫穿始終。所有成員都有權參與城市決策，決定如何重塑自己的生活環境。唯有共同參與，才能將各類群體的需求充分納入城市發展規劃，這是包容性發展的基礎。共享城市繁榮成果，不僅要增加住房保障、就業機會等“數量”優勢，還應提升市民生活“質量”，例如提高城市流動性、改善社區環境、治理污染等。

記者：與戶籍人口相比，非戶籍人口在接受城市管理、享受公共服務等方面存在諸多困難。建設包容性城市有什么難點？未來如何更好地解決？

于海：后加入城市的“非戶籍人口”或者說“新市民”，是社會融合的主要對象。而這一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是經濟性融入，即各行各業的“新市民”如何在城市落腳并被有機納入城市發展體系中。未來想解決這一難題，需要對經濟進行多樣性的產業結構設計，實現包容性經濟結構，在城市中既有高端的高科技產業，也有中低端的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并且鼓勵文化多樣性，為城市發展提供不竭動力。

具體而言，在城市制度建設等方面應推動多方參與、建立共建共享機制；改善居民生活質量，提高財產性收益、增加就業機會；完善公共服務配套設施，提升公共空間品質。要考慮到“新市民”多種多樣、不斷變化的需求，讓城市公共服務不留“死角”。從本質上說，一視同仁，意味著不需要專門設計怎樣的服務項目，只要堅持同一個公共服務待遇方向，就是最理想的包容性城市。

《 人民日報 》（ 2017年10月27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