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查現(xiàn)場 每個普查員 都吸著樟木味過活的

“10年古籍普查，報告是死的，數(shù)字是枯燥的，但背后普查員數(shù)年如一日的付出卻是有血有肉鮮活的。”前兩天我去孤山的浙圖分館走訪曾經的普查工作現(xiàn)場，陪同的浙江圖書館古籍部主任童圣江滿是感慨。他從2007年啟動之初就加入普查組，從最早奔赴北京的國家圖書館參加普查培訓，到最后出爐報告，全程參與。10年來的每一天，幾乎都在和古書打交道。

孤山館舍歷史悠遠，著名的紅白二樓，紅樓修書、白樓藏書。紅樓建于1906年，原為清廷預備作為德國皇太子來杭的下榻處，現(xiàn)在是國家級的古籍修復中心。白樓一樓設有小型的對外開放的讀者閱覽室，其余的空間全是存放古籍的書庫，除了中間封閉的天井，常年不見天日。當年在白樓做古籍普查時，所有工作人員背靠書庫，圍著二樓欄桿排開，正好沿著天井圍成一圈，用童圣江的話形容“蔚為壯觀”。

走進白樓，一股濃烈的刺鼻味道襲來，經久不散。“那是樟木散發(fā)出來的，為了防蟲防蛀，所有的書架都用樟木制成，樟木有個特點，年代越古老、存放越久，味道越濃。”童圣江笑笑，看我難受的樣子，開玩笑，“每個古籍普查員可都是吸著這個味道過活的。”

一樓左側有個小小的編目室，幾個工作人員正一人一張辦公桌，埋頭在一堆古書里，做古籍整理。泛黃的書頁，有些甚至發(fā)黑，每一處斑駁都訴說著歷史的痕跡。“這些是民國時期的圖書，情況算很好的了，普查時遇到年代更久遠的，書的破損程度還要惡劣。”童圣江掃了一眼桌上的古籍說。他拿出之前普查工作現(xiàn)場的照片，幾乎每個普查員都戴著口罩和手套，“保護古籍，也保護自己。”在古書堆積如山的編目室里，仿佛能看到當時的普查工作現(xiàn)場。

“浙圖的情況已經算好的了，有專門的古籍普查人員，有專門的古籍保護書庫。而更多的藏書單位，尤其像很多縣一級的圖書館，之前很多古籍得不到正確的存放保護。普查工作也只能靠館員兼著做，沒有專業(yè)基礎，就到省里手把手培訓。”童圣江說，“不過，這次整個省發(fā)動普查工程，摸底下去，正好趁機培訓建立了一支遍布全省的古籍保護隊伍。”

很多流傳幾百上千年的古籍，或是毀于戰(zhàn)火，或是毀于蟲蠹，殘破不堪，古籍保護刻不容緩。2007年1月，“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正式實施。同年7月，浙江省古籍保護中心成立。自此，開啟了遍及全省每一個角落、轟轟烈烈的古籍普查和保護運動。

普查難點 縣縣有古籍，全國罕見

9月29日，《浙江省古籍普查報告》發(fā)布的同時，“2017年古籍編目工作研討會”在浙圖召開，全國多家藏書單位負責人和古籍方面的專家聚集杭州。在很多專家學者眼里，浙江如此浩瀚的古籍藏書量，能在10年內完成普查，實屬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這是因為，“浙江收藏的古籍，有個最大的特點，就是‘縣縣有古籍’，幾乎每一個縣，都藏有古籍。這在全國其他省份都是罕見的。”浙江古籍保護中心主任、浙江圖書館館長徐曉軍說，“浙江歷來是個人文積淀非常深厚的大省。古有‘唐之中葉吾浙已有刊版矣’的說法，為浙江地區(qū)早在唐代已有圖書刻印出版提供了佐證。早在宋代，杭州就成為全國刻書中心。‘浙刻本’歷來被視為佳品，是歷代藏書家眼中的稀世珍寶，到了近現(xiàn)代，浙江更成為私人藏書樓最發(fā)達的地區(qū)之一。這些刻書、藏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給浙江古籍的保存和流傳奠定了基礎。但是浩瀚且分散的藏書量，也為這次普查帶來了不少難度。”

稀世珍本 “黃跋本”重現(xiàn)

那么，長達10年的古籍“摸家底”過程中，有沒有一些曾經被遺忘的稀世珍本重新進入大眾視野呢？

2012年6月底，在浙圖古籍善本庫塵封了半個多世紀的《吳都文粹續(xù)集》，因為普查員的“多看幾眼”，竟被發(fā)現(xiàn)是清代藏書大家黃丕烈祖孫三人的手批校跋本真跡。煌煌56冊《吳都文粹續(xù)集》，有媒體報道稱，按當時的拍賣市場價格估算，甚至有說已經上億。這一事件，當時轟動了整個華東藏書界。

黃丕烈是清代大藏書家，在拍賣市場上，凡經黃丕烈揀選、題跋過的古籍“黃跋本”，都身價倍增。

80后普查員周聿丹，在“掃庫式”普查館藏善本時，發(fā)現(xiàn)《吳都文粹續(xù)集》書中有很多黃丕烈的題跋，于是交給了時任浙圖古籍部主任的陳誼。

“看到‘蕘翁藉讀’、‘蕘圃手校’這兩個黃丕烈的印章時，我就多瞄了幾眼，越看越覺得，怎么這么像是真的？”陳誼馬上聯(lián)系國內幾位研究黃丕烈的權威，浙江省古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陳先行，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古籍部主任沈津，南京圖書館研究館員、黃丕烈研究專家沈燮元，把他們請到浙圖來鑒定。

結果，所有專家一致認為，這套古籍確為“黃跋本”，不僅篇幅大、批注內容多，更罕見的是，書中還有黃丕烈兩個孫子的批校。

像這樣因為普查而重現(xiàn)的重要典籍還有不少。如浙江圖書館藏明弘光刻本《吳忠節(jié)公遺集》、天一閣藏明張岱撰《嫏嬛文集》等。明弘光刻本《吳忠節(jié)公遺集》作者吳麟征，在明末北京城破后殉節(jié)，后由其子吳繁昌編成此集。由于南明“弘光”年號只存在了不到一年時間，又值兵荒馬亂，刻書不易，存之更難。根據(jù)古籍普查數(shù)據(jù)，我省所藏弘光刻本僅此一部。

麗水云和縣圖書館有3000多冊古籍，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被束之高閣，受潮、蟲蛀、鼠咬，無人問津。因為這次普查，得以重出江湖，有明末傳承延續(xù)至民國的道教手抄本400本、大量畬族文獻、明清稀見家譜，以及一套完整的同治版云和縣志等。

溫州平陽縣圖書館藏有平陽籍作者黃光根據(jù)古典戲曲名著《玉蜻蜓》《桃花扇》改編成的溫州鼓詞唱本，其中的《增訂玉蜻蜓鼓詞》散佚多年，在普查中重見天日，彌足珍貴。

10年普查中，全省各地鮮為人知的地方文獻古籍不斷涌現(xiàn)。“摸家底的意義，實際上是給我們揭示了全省各地區(qū)的文化脈絡。這些才是古人留給我們的精神富礦。”徐曉軍說，“你只要把浙江的古籍目錄拿給別人看，一個時期一個地區(qū)一群人，在讀什么，有什么樣的文化傳承，一目了然。家底摸透了，文脈理清了，我們后人才可以挖掘先人的優(yōu)秀文化和傳統(tǒng)，為更多人利用。我想這才是古籍普查和保護的初心吧。”

數(shù)字

這次普查范圍包括1949年前產生的所有中國傳統(tǒng)裝幀書籍，多達95家藏書單位參與。除了全省各大圖書館，還涉及博物館、檔案館、文保所、大學、中學、中醫(yī)藥研究院等。

藏量（冊數(shù)）最多的7家單位為：浙江圖書館、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浙江大學圖書館、紹興圖書館、溫州市圖書館、嘉興市圖書館以及寧波市圖書館。

普查期間，先后有871部古籍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包括浙圖“鎮(zhèn)館之寶”《文瀾閣四庫全書》、浙江圖書館藏元刻本《春秋本義》、浙江省博物館藏刻石宋拓本《忠義堂帖》、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藏內府銅活字印本《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杭州圖書館藏稿本《王文韶日記》、溫州市圖書館藏宗文書院刻本《經史證類大觀本草》、紹興圖書館藏集慶路儒學刻本《樂府詩集》、溫州博物館藏唐寫本《金光明經卷》等。

“哎呀，你小心點，別動。”為了讓我對浙江省內藏有古籍有更清晰的了解，浙江古籍部副主任曹海花特地從辦公室搬出幾本厚厚的重達數(shù)公斤的“珍貴古籍名錄”，我趕緊喊停接過。她挺著個大肚子，預產期就在下個月。“沒事，我都二胎了，生第一個時遇到古籍普查，沒想到這一查，到懷第二個還沒查完，踩到了尾巴。”曹海花笑著說。

誰也沒有想到，這場普查持續(xù)時間會如此漫長。普查可不是簡單地清點數(shù)量，而是要將每一冊書的資料電子化錄入平臺系統(tǒng)。光一張著錄簡表，就需要填寫16大項74小項信息，索書號、分類、題名卷數(shù)、著者、卷數(shù)統(tǒng)計、版本、版式、裝幀到每一篇序和跋的核心信息以及哪一頁有破損，破損是酸化還是蟲蛀，又破損到了什么程度，都要一一記錄在案。這些又不是現(xiàn)成信息，全靠普查人員在字里行間和殘留痕跡中尋找蛛絲馬跡。

如此枯燥又煩瑣，他們卻日復一日，用自己的青春和堅持，換來了浙江10年古籍普查的“開花結果”。

曹海花 周聿丹 古籍不能出庫，懷著孩子跟著書跑

曹海花有時和同事開玩笑：“普查，普查，青春都搭里面了。”同事瞅瞅她肚子，出主意，“對呀，干脆你以后的寶寶也叫‘普查’得了，多有意義。”曹海花一聽急了，“那可不行，我老公姓白，這下可好，成‘白普查’了，那還了得。”眾人笑得前仰后合。這大概是這群整日埋首于古書堆的人，在枯燥的普查日常中難得的一點笑料了。

2010年從浙大古籍所博士畢業(yè)的曹海花，進入浙圖古籍部，先是做圖書編目工作，半年后加入了古籍普查工程。4年前，也是在國慶前后，還有幾天就到預產期的曹海花，為了核對確認館藏古籍《重校正唐文粹》（存卷一至七十四）中的一個校跋筆跡，堅持趕往上海圖書館古籍部，尋找剩下26卷的著錄。

和曹海花一樣，浙圖古籍部80后周聿丹生兩胎都遇到了古籍普查。2008年廈大歷史系研究生畢業(yè)后，周聿丹進入浙圖工作。用同事的話說，“她找對象、談男朋友、結婚、生子，都是在普查生涯中完成的”。2011年，周聿丹兒子出生，去年她又生下了女兒。這長達5年的跨度，正好也是館內開展大規(guī)模集中性對古籍進行普查的關鍵期。周聿丹懷著孩子，追隨館藏古籍的足跡，奔波各地。

浙圖的古籍分布比較散，除了孤山路分館，還有曙光路館舍的地下善本庫，以及嘉興南潯的嘉業(yè)堂藏書樓（1951年，藏書家劉承幹將湖州南潯嘉業(yè)堂藏書樓及藏書捐贈給浙圖，1953年確立為浙圖分館）。按照古籍不能出庫的規(guī)定，古籍普查也只能遵循一個原則，“人跟著書跑，書在哪，人就在哪。”

嘉業(yè)堂藏書樓的情況更特殊一些，不通電，沒有燈，也沒有空調，夏、冬兩季，在藏書樓上，根本無法待人。因此一年當中可以去嘉業(yè)堂做普查的時間，非常短。“大家擰著股勁爭分奪秒，否則錯過了這個季節(jié)，又要等到明年再來了。”周聿丹回憶，“我們一般過去，會待足兩三個月，中間沒有休息天。”

普查過程中，需要用到相機、掃描儀，把書影傳到網絡電子錄入平臺。但是嘉業(yè)堂沒有電，也不通網絡。周聿丹和同事每天早晨，從賓館出發(fā)前，都會把筆記本電源帶足，然后再帶上充電臺燈。“100年前的藏書樓，哪怕是白天有陽光，室內也是黑漆漆的，你必須開臺燈照明。到了下雨天，更是一團黑。”周聿丹說。白天大家忙著普查，把書影拍進相機，把信息登記在紙上，晚上則趕回賓館，把白天查好的信息和書影一一上傳。

由于長時間在黑暗的藏書樓里，那段時間，周聿丹的近視一下子飆升了200度。“用眼過多大概是古籍室同事的通病吧，很多同事年紀輕輕，40歲一過，就老花了。”

陳誼

和同事跑遍浙江每一個縣

1974年出生的安徽皖北人陳誼，原本在江蘇一所高校教古典文學，因為對古詩詞的熱愛，他后來到復旦大學攻讀博士，專業(yè)是中國古典文獻學，方向為版本目錄學。從而開始了他和古書的不解之緣。

2010年初，陳誼博士畢業(yè)，那一年，正好浙圖徐曉軍館長為了古籍普查工程，前往復旦大學尋覓人才，他恰好參加了陳誼的博士論文答辯。后來，陳誼便以人才引進的方式進入浙圖，專門從事古籍普查工作。“讀博期間，我發(fā)現(xiàn)，雖然教書育人，有讓自己思維飛揚的感覺，但我更希望能沉下心來和古人先賢對話。”

進入古籍部后，陳誼迅速著手開始全省古籍普查的調研工作。“浙江縣縣藏有古籍，不是在圖書館，就在博物館。但是縣級收藏單位對古籍保護又缺乏認識，或者說，不知道如何下手。”那一年，他和古籍部同事，花了近半年時間，足跡遍及衢州、麗水、臺州、溫州、紹興、寧波等地的每一個縣。

陳誼至今記得他第一次來到麗水云和縣圖書館調研古籍館藏情況時的震驚。“云和圖書館有古籍，但誰也不知道這批古書的來歷和價值，這些書就破破爛爛地被鎖在一間小屋里。”陳誼和同事謝凱到了云和后，云和縣圖書館館長潘麗敏帶著他們去開小屋門，“房門打開那一剎那，灰塵撲面而來，我真的呆住了。幾千冊古書堆在那里，已經爬滿了蟲卵，（蟲子）四處蠕動。”陳誼擺擺手，不愿再回憶當時觸目驚心的一幕。

潘麗敏

那段時間大家是皮膚科常客

“不遇良工，寧存故物。”云和縣圖書館館長潘麗敏自2008年接任副館長以來，一直牢記老館長的古訓。“我知道館內有一批古書。歷代館長總是交待，你們如果不懂，就不要去碰。所以這么多年，我們也不知道該拿這些書怎么辦。”潘麗敏說，2010年搬遷到新館后，有人也向她提議，書反正都爛成那樣了，干脆丟掉算了，“我說那是萬萬不行的。”

說起這批3000多冊古籍，命運也是坎坷。上世紀60年代，當?shù)孛耖g收藏人把書捐到圖書館，由于歷史的原因，待它即將銷毀之時，又被輾轉藏到了位于縣內新華街的老圖書館內（闕家祠堂）。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圖書館工作人員曾花了一年多的時間用糨糊和牛皮紙進行了更換書皮的“保護性”處理，把破敗的原書皮去掉，包上了牛皮紙。他們并不知道，這樣的做法，不僅導致書簽、題寫書名、藏書印章等古籍信息丟失，而且牛皮紙有酸蝕性，會對古籍造成二次破壞。此后近40年，這些書堆積塵封在小黑屋里，再也沒有人打開過。

歷史的“門”被打開后，“搶救”成了當務之急。館內沒有人懂古籍普查和修復，潘麗敏于是派了兩個工作人員去省古籍保護中心學習。哪知，只有高中文化的同事回來后，向她訴苦不迭：“古籍啊，看都不看懂，哪個填哪個，都對不上。”無奈之下，館長潘麗敏只好親自帶隊，于那一年的春節(jié)前夕，在杭州浙圖曙光館舍地下善本庫學習培訓了整整半個月，趕在大年三十除夕前才回到云和。

實際的“搶救”工程比想象的還要困難和龐大。“第一步是要把書上的蟲粉、幼蟲和蟲卵都去掉，但你不能用刷子，書頁已經很脆弱了。只能用干毛筆，逐頁逐頁輕輕刷，動作要非常小心，不然很可能又二次破壞了。”光是這個動作，潘麗敏帶領全館13個人，3000多冊古籍，花了整整9個月時間。

費事還是其次。最糟糕的是，這些古籍蒙塵太久，一刷動，沉淀數(shù)百年的灰塵就漫天飛舞。潘麗敏說：“這些灰塵好像會咬人。哪怕戴了口罩，這個灰塵還是直往你的鼻孔鉆。年代久遠了，古書難免有各種真菌潛伏。那段時間，同事跑醫(yī)院皮膚科成了常客，好一點的還只是發(fā)癢，有的皮膚敏感的，大片大片起紅點，只能不停涂涂藥膏堅持到最后。”

而這一切，僅是10年浙江古籍普查中的一個小小縮影。

圖書館學家、古籍版本目錄學家顧廷龍曾說過，整理古籍者的職責便是“為古人行役”，他們如同守護者，披荊斬棘，留給后人繼續(xù)汲取民族文化的財富。

翻開厚達263頁的《浙江古籍普查手冊》，普查員要求的第一條，就是“開卷有益，書不負人”和“書比人壽，人不負書”。這又何嘗不是我們每一個浙江人面對先賢留給我們浩瀚書海時的信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