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宣德朝之器物有兩大謎案，一個是宣德爐，一個就是瓷質蟋蟀罐。兩者都是見諸史料，卻少見實物傳世。

經過王世襄先生《秋蟲六憶》的整理和研究，明代蟋蟀罐雖然也成為文物收藏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其中重要的瓷質蟋蟀罐，卻罕見于明代瓷器遺存。就當代而言，此前也僅見于耿寶昌先生《明清瓷器鑒定》著錄，系一件殘器，缺蓋，乃青花器，罐底有雙圈“大明宣德年制”豎排兩行青花款。

明代宣德官窯蟋蟀罐

直至近年，經過文物考古和發掘，這個謎，才有了一些破解的蛛絲馬跡。而要想談明代瓷質蟋蟀罐，也要先談一談分為南盆與北盆的陶制蟋蟀罐。

斗蟋活動至明代有了較大的發展，蟋蟀譜從“譜”改稱“經”大約也發生在這個時代，加之斗蟋活動至此已逾一兩百年，多少也能稱之為雅玩。

從明代的蟋蟀器物來講，可以分為瓷質蟋蟀罐與陶制蟋蟀罐，而陶制蟋蟀罐又分南盆與北盆。

陶制蟋蟀罐之南盆

明代燒造陶制蟋蟀盆之地，史料都指向宣德時期的蘇州陸墓。陸墓，因三國時吳國名將陸遜葬于此地而得名，今改名為陸慕。

《戒庵老人漫筆》載：“宣德時蘇州造促織盆，出陸墓鄒、莫二家，曾見雕鏤人物，狀彩極工巧。又有大秀、小秀所造者，尤妙，鄒家二女也。久藏蘇州庫中，正德時發出變易，家君親見。”

《戒庵老人漫筆》共八卷，李詡撰。李詡生于正德元年，是為公歷1506年﹐待其成年時，去宣德一朝已然百年。李詡卒于萬歷二十一年，即公歷1593年﹐享年88歲，算得上長壽之人。他一生主要生活在江陰常熟一帶，《戒庵老人漫筆》算得上是明代筆記中較為重要的一種，記載了有關明代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內容以及相應的典章制度；保留了宋元和明代人物言論行事及其詩文、書信；記述了明代的社會異聞，列于國家善本書目。

陸墓燒造陶制蟋蟀盆至少自宣德以來，一直未有中斷，南盆中嘉靖款、萬歷款都有傳世品，品類很多。

清人朱琰《陶說》卷六“說器”記載：“戧金宣盆最重，亦有戧金蟋蟀盆，吳梅村有歌。又，蘇州陸鄒二姓所造極工巧，雕鏤精致，出之大秀小秀者尤妙。大小秀，鄒氏二女也。當時重促織之戲，勝負至千百，不惜重值購盆，故精巧如此。匪獨陶器。”

朱琰，字桐川，別號笠亭,海鹽人。清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年）進士。客居江西時，留心瓷業，通過參考經史子集中有關文獻與訪問老藝人，考察當代窯器燒制方法和成品，撰《陶說》一書。《陶說》分六卷，初刻本刊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包括說今、說古、說明、說器四大部分；重點是說今和說明，敘述了明、清兩代的代表性官窯瓷器及其制造法。說古和說器部分則按陶瓷器的出現順序作了歷史性的介紹。該書算得上是我國第一部著名的陶瓷史。但景德鎮燒瓷而不燒陶，朱琰又是清代乾隆年間人士，所言宣德事，中間已隔300余年，不免得自傳聞及史料，且將鄒莫二家記成了陸鄒二姓，可知其考證不嚴。文中所述戧金盆今已無實物流傳。

乾隆時期刊刻的《蚟孫鑒》對明盆亦有記述，其作者朱從延乃松江人士，其文曰：“唐時宮中僅以金籠貯置枕函畔，以聽其聲，聞趙宋后始有盆。余嘗聞當湖延陵氏家藏一盆，系賈平章半閑堂遺物，金飾鄭重，完好精美，足稱雅玩。時有好事者數欲鉤致之，終不能奪，后鬩墻致毀，深足惋惜。明以宣德盆為貴，其款識大小具備，無不各極精工。有一種名夾底盆，內用磨細五色磚片，間雜成紋，鑲于盆底，如鋪方磚式。外則有純素者，如古爐之精彩熠熠，光可鑒人。有細鏤花鳥錦文，嵌以珠寶，飾以金碧，絢爛奪目。維時商山巨室，多尚此盆，后人稱為商山盆，間得一二可置案頭清玩。”

上海畫報出版社近年所出《蟋蟀盆》一書，主要著錄南盆，書中對明代盆簡述如下：“沿襲宋元的傳統，器形高大而深，一種為淺雕盆，另一種是凈面盆。淺雕盆有各種圖式，人物、故事、花卉、蟲草等，制作工巧，雕鑲精妙。凈面盆，表面不著一物，極為素雅，線條挺拔而內斂，造型簡約而古樸，對細節尤為關注，盆壁應設計的要求有很多微妙的變化，明代的制家對名款尚未重視，所以許多明代盆是沒有名款的”；有關晚明至早清：“這個時期總體上顯現的風格是明代的特點，盆身漸漸開始有了些裝飾，這種裝飾的發展形成了清代蟋蟀盆紋飾的典型風格”。

這本書亦涉及制盆家不少，照錄如下：

明代：于叔寧、于瑞章、王同友、吳中高、鄒奕菱、鄒御臣、鄒敬橋、鄒億清、曹惠章、曹念溪、曹習章。

明晚至早清：于玉章、于成章、于九皋、于有章、于庭侯、王孫監、李公亮、李洪亮、李圣侯、李德茂、李東皋、李東旭、李圣明、鄒宏發、鄒振宗、鄒顯文、鄒顯明、鄒元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