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軌道上解決糾紛

一方討債不成反被羈押,另一方被打傷未獲賠償,當事雙方都不滿意,多年到處信訪。湖南益陽將此案作為2017年執法監督和律師參與化解涉法涉訴信訪第一案,通過詳解各種法律程序的訴訟風險,陳清利弊,最終促使雙方調解結案,握手言和。

曾經,訴訟與信訪交織、法內處理與法外解決并存的情況長期存在,導致一些群眾“信訪不信法”甚至“棄法轉訪”、“以訪壓法”,最終損害的還是群眾自身的權益。

近年來,各地大力推進涉法涉訴信訪改革,不斷完善訴訪分離、程序導入、案件辦理、終結退出、司法救助、責任追究等機制；北京、山東、吉林等組織動員廣大律師積極參與涉法涉訴信訪工作,全面落實律師代理申訴制度,推動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在法治軌道上解決,涉法涉訴信訪形勢不斷改觀。

湖北恩施精挑知名律師組建政府律師顧問團、處理涉法涉訴和重大疑難信訪問題律師顧問團,提升州、縣、鄉鎮各級部門管理決策的規范化；同時開展“律師進村、法律便民”活動,提供一對一法律服務,積極尋找化解矛盾糾紛和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的結合點。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以及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涉外糾紛不斷出現,如何依法化解成為重大課題。

針對糾紛數量多、增長快、標的大、法律關系復雜、涉案主題多元等特點,上海浦東自貿區法庭探索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商事爭議多元化解方式,引入9家行業協會、商會、專業調解中心依法獨立開展調解業務,專門成立商事爭議解決中心并聘請外籍調解員。近3年來,法庭共委托調解組織調解成功案件602件,標的5.48億元。

作為“一帶一路”重要節點,云南瑞麗口岸每天出入境人員4萬多人次,車輛1.1萬多輛次,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任務繁重。為此,瑞麗建立了6個涉外矛盾調處中心,中心由鄉鎮政府、司法所、邊防派出所、外事、邊境村社干部群眾等組成,建立翻譯、回避和公證人制度,已化解涉外邊境民間矛盾128起,成功率98.4%,調處中心被邊民譽為邊境線上的“國際小法庭”。

依法治理破解各類難題

交通擁堵、出行難,是很多大城市都有的“城市病”。上海堅持法治思維、法治方式開展交通大整治——市人大出臺“上海史上最嚴交規”；公安機關在堅持嚴格執法的同時,加強交通基礎智能化、系統化建設；各地區各部門齊抓共管,廣泛宣傳,營造人人參與支持交通大整治、共建共享平安上海的濃厚氛圍。

經過近一年的努力,上海交通大整治效果顯現,交通擁堵明顯緩和,道路交通事故數、死亡人數、受傷人數分別比整治前下降26.6%、16.9%和43.3%,“滴滴出行”將上海的擁堵排名從第8名降為第18名,群眾滿意度提高。

海南等地將征地拆遷納入法律援助范圍,暢通司法救濟渠道,依法保障被征地拆遷人員合法權益；江蘇、湖南等地建立交通違法與個人信用掛鉤制度,通過增加保險費、義務勞動等約束交通違法行為；甘肅、江西等地建立醫警聯動機制,依法打擊涉醫違法犯罪……各地將法治融入到社會治理的各個方面,破解各類難題。

當前,網絡犯罪已占我國犯罪總數的近三分之一,而且每年還在大量增加,特別是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已成為危害社會的一大毒瘤,也是社會治理的一大難題。

為此,我國建立了由23個部門和單位組成的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實現多方聯動治理。上海、吉林、湖北、深圳等地建立反電信網絡詐騙中心,實行防范、打擊、治理一體化,取得了較好效果。

產權制度是保護企業、公民合法財產的基礎性制度,對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具有重要意義。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適用物權法的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依法保障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意見,不斷加大產權司法保護力度,得到社會各界充分肯定。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近年來,有關部門圍繞人、組織、物、網等基本要素,就建立公民身份證號碼、組織機構代碼、不動產登記、網絡實名制等制度出臺了一系列規定,為加強社會治理基礎性工作發揮了重要支撐。

善于從法律層面思考問題,在法律框架內研究解決辦法,全國政法綜治戰線維護社會穩定工作能力更強、水平更高、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