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22日夜，馮玉祥將軍從熱河前線班師回京，在胡景翼、孫岳部配合下，發動北京政變，包圍了總統府，囚禁了賄選總統曹錕，并請求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國政。本文作者為馮玉祥將軍的機要秘書，親歷了這一重大事件。應本刊要求，作者之子將尹新田老人留下的記錄整理，再現了當時的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

處決李彥青

李彥青原是一個替曹錕擦背搓澡的仆從，雖不學無術，但卻擅長察言觀色、溜須拍馬，竟然當上了有權有勢的總統府軍需處處長，并利用職權貪贓枉法。曹錕對此也是睜只眼閉只眼。當時，馮玉祥將軍急需武器裝備，經曹錕批準后到兵庫去領，而李彥青卻說：“兵庫的武器彈藥是用國庫的黃金白銀從德國買來的，誰要也得拿錢買。”馮將軍派高參蔣鴻遇去交涉，李彥青堅持說拿10萬大洋來，我馬上就給武器。馮玉祥咬牙籌借了10萬大洋派人送給了李彥青，才給了裝備。

進入北京后，馮將軍親派衛隊團團長魏風樓帶領手槍營越墻潛入李彥青家，捉住李彥青。李彥青企圖用自己隨身攜帶的瑞士名表和金戒指等貴重財物賄賂看守，放他逃走。看守當即揭發了李的無恥行徑，馮將軍和我們知道這一情況后，都說：“這個李彥青真是個不吃糧食的壞蛋，憑他做的壞事真是死有余辜。”幾天后，李彥青就被公開處決了，為民除了一害。

馮將軍還曾經不止一次地重提李彥青，以他為“反面教員”，教育我們這些在馮將軍身邊工作的人，向我們講述“親近君子、遠離小人”之道，并說：“真正的君子，與小人水火不容，也不會重用小人；凡重用小人者，首先是自己對吹牛拍馬這一套很受用，但卻沒想到‘拍馬’者主要的目的是為‘騎馬’。不識此理，日后必受小人之害。這雖是個淺顯道理，但為什么還是有不少為官者，犯這種低級錯誤呢?那就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了。”

廊坊驚魂

段祺瑞是個老謀深算的政客，他以“各方態度尚未盡明了，一時不便入京”為由，邀馮將軍和張作霖一同到天津去“議事”。為催促馮將軍盡快去天津，段祺瑞還于10月9日專派羅開榜到北京去“請”馮將軍。馮將軍沒有和攝政內閣總理黃郛等要人商量，獨行其是，帶著參謀長熊斌，高參蔣鴻遇、王乃模等人，就于11月10日去了天津，我和魏風樓、陳天秩、丁良俊等人隨行。

當時，專列只掛了四節車廂，第二節是頭等車廂，是為馮將軍等長官們準備乘坐的，第一、三、四節車廂都是悶罐車，是我們隨行人員和衛隊乘坐的。

專列就停在豐臺車站，馮將軍進站后，和熊斌、蔣鴻遇、王乃模等人一起上了第二節頭等車廂。但不知什么原因，臨開車前，他一個人又上了我們乘坐的第三節悶罐車。因為車廂中沒有座位，大家臨時在車站上找了幾個帆布行軍床和木凳放在車廂里當座位。馮將軍先是靠著車廂壁坐在一只木凳上，開車后不久，他說有些疲勞，想躺一會兒，同行的丁良俊連忙脫掉自己的大衣鋪在一張行軍床上，我把自己的挎包塞在大衣的一個袖子下面，給馮將軍鋪好了一張臨時的“床”，馮將軍就躺下休息了。我們其他人有的靠車廂壁坐在行軍床或木凳上，有的就干脆坐在地板上。

火車開出廊坊站后，還沒有到達楊村站，正當大家都在打盹時，突然，“哐當”一聲巨響，列車突然加速，我們都被摔在地板上，向后猛滑，我撞在一個衛士身上，那位衛士成了我的“墊子”，重重地撞在車廂壁上，頭部當即受傷，鮮血直流。掛在車廂壁上的馬燈也摔在地下熄滅了，車廂內一片混亂。

不知是誰突然大呼：“先生！先生！（指馮將軍）您怎么樣?”這時，有人打開手電筒，照向馮將軍睡的行軍床，萬幸！馮將軍的睡姿救了他。他頭朝列車前進方向，而腳部的床頭又恰恰緊靠著后車廂壁，所以毫發未損。而坐在頭等車廂中的熊斌參謀長就沒有這么幸運了，他的頭部、腰部和手指都受了傷，一到天津就被送進了醫院。

事后得知，這次專列后面有火車頭快速沖過來追尾相撞，是曹錕和吳佩孚的死黨，因對馮將軍發動“北京政變”極端仇恨而采取的報復暗殺行動。萬幸的是，組織暗殺的人可能是計劃不夠周密，沒能讓火車頭迎面撞上馮將軍的專列，如果那樣，后果就真的不堪設想了。

就在馮將軍到達天津的同時，張作霖也親率兩個師的精銳部隊從東北錦州如期而至。馮、段、張三人就在段家大院中秘密開會，列席的僅有盧永祥、梁鴻志、王揖唐等少數人。這次會議在段、張的壓力下，公推段祺瑞為“中華民國總執政”，并于11月15日發了通電。

隱居天臺山

1924年11月22日，段祺瑞由天津帶著幕僚、侍從等來到北京。11月24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宣告成立，段祺瑞為“臨時總執政”。26日，馮將軍帶領全家搬上了京西天臺山慈善寺。我作為馮將軍的機要參謀，也隨馮將軍一家上了山。

馮將軍上山后，先后接待了來山上看望馮將軍的徐謙、于右任先生。段祺瑞政府的國務委員許士英也派他的秘書黃伯度上山，與馮將軍商量赴天津迎接孫中山先生來京具體事宜。后來我曾去黃伯度位于北京市內景山西街的辦公室為馮將軍傳遞密信。

奉軍首腦張作霖也曾派其子張學良帶了一件名貴的貂皮大衣上天臺山送給馮將軍，還送給我們每個隨員一雙皮手套。那時，張學良年輕英俊，氣度不凡，我讓座后，張學良說：“我奉父帥之命來看望馮大叔(張作霖和馮玉祥也是互換過金蘭的“把兄弟”)，請稟報！”馮將軍與張學良在山上單獨談了很久。后來才知道，張學良這次上山，是張作霖為勸馮將軍下山離開北京，接受段祺瑞的委派，去張家口就任“西北邊防督辦”而精心安排的。

馮將軍就任“西北邊防督辦”后，通電全國，將“國民軍”改名為“中華民國西北邊防軍”。此時，根據段祺瑞的建議，張作霖也將奉軍改名為“中華民國東北邊防軍”。自此以后才有了“西北軍”和“東北軍”這兩個名詞。

馮夫人三次探望中山先生

1924年12月31日，孫中山先生在夫人宋慶齡陪同下帶著重病從天津到了北京。

馮玉祥將軍得知中山先生病情加重后，一面多次囑咐時任首都衛戍司令的鹿鐘麟，做好孫先生的安全保衛工作，一面要我陪著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去鐵獅子胡同看望孫先生。到了孫先生寓所，宋慶齡女士在客廳接見了我們，向李德全女士轉達了中山先生對馮將軍發動首都革命的稱頌和慰問，在座的還有汪精衛、孫科、孔祥熙等人。

1925年2月27日，馮將軍再次派我陪同夫人李德全女士，持其親筆信，乘專車從張家口去北京。在宋慶齡和陳璧君陪同下，第二次看望孫中山先生。因為中山先生此時病情已經惡化，醫生已不允許孫中山先生多說話，所以，見面時間不長。孫中山先生吩咐其子孫科，將其帶來的《三民主義》6000本、《建國大綱》1000本和《建國方略》1000本贈送給馮將軍。

1925年3月8日，馮將軍得知孫中山先生病危，第三次派李德全女士到北京鐵獅子胡同看望孫先生。在客廳后邊的一間房子里，安靜地躺著一代偉人———孫中山先生。孫夫人拉著李德全的手走到病榻前，孫先生此時說話已經很困難。李德全女士一雙濕潤的雙眼看著孫先生，拉著孫夫人的雙手一直在顫抖，默默無聲的慰問真是勝過有聲。當時的場景至今歷歷在目。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孫中山先生在北京與世長辭，就在中山先生逝世的當天，馮將軍在張家口下令“全體西北邊防軍將士戴黑紗，服孝七日哀悼，各部隊、各級政府、各機關單位下半旗志哀”。同時，捐助喪儀萬元。

有人說，馮將軍曾親自拜會過孫中山先生，這與歷史事實不符。馮將軍雖然十分崇敬孫中山先生，并在“北京政變”后親自電邀孫中山先生北上主政，共商國是，但二人從未謀面。

（本文口述者尹新田為西北軍將領，北京政變時任馮玉祥將軍機要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