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篇演講視頻在朋友圈刷了屏:《在單身的黃金時代,我們如何面對愛情》。演講者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梁永安副教授,他一開場甩出的六個問題,個個戳中當代青年心肺,立馬成了網上熱鬧的論辯話題:

“未來愛情會面臨的六大難關:我們敢不敢和A女比翼齊飛?能不能克服愛情中的肌無力?還相不相信一見鐘情?你會不會殺死回家的浪子?墮落是不是一種生活方式?能不能生活到別處?”他用真實而單純的語言,去描述現代社會最為復雜且多樣化的愛情認定——

“愛情最根本的,是打開一個新的世界……”

梁永安演講截圖

稍稍做了些功課,發現梁永安專攻比較文學和現當代文學,著作、譯作不少,且在復旦學生中人氣相當高,被稱為“復旦中文系的智慧”。對他,學生的評價是,“孩子般的純潔、干凈,機智、博愛、謙遜,尊嚴而不顯疏離,深刻卻不犀利,抱著深切的關懷,洞察著現實與人的深刻本質”。一位新生上完他的課給師兄發短信,“過于激動,復旦滿足并且超出了我對大學的所有期待”,梁教授開的“當代中國小說選讀”,場面向來極震撼,提早半小時到場都沒有空位,后排黑壓壓站了一片,然后是“一個半小時的思想沖擊”,“梁師魅力無敵”。

一個年逾花甲的文學教授,何以會對青年最關切的問題情有獨鐘?一位50后大叔,何以總能戳中90后小屁孩的痛點?

這顯然是一位不僅僅囿于書齋的有趣學者。于是,在上海最熱的那天,我帶著筆記本坐到了梁教授對面。梁永安教授問一答十,其神情、思想以及交談方式,自帶樂觀的光芒。兩小時談下來,深知學生之嘆不虛,而筆者所能擷錄者,十不及一。

“我太盼望有個文學人生”

人物工作室:能說說您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嗎?您是怎樣與文學結緣的?

梁永安:小時候,我在軍隊院校里長大,看書條件不錯。讀了很多紅色經典,蘇聯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母親》、《鐵流》,中國的《紅日》、《紅巖》、《紅旗譜》。那個時代的文學,貫穿著一種紅色美學,核心部分和革命、階級、國家民族這些關鍵詞相聯。當時也能閱讀到一些西方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狄更斯、巴爾扎克、左拉、托爾斯泰等,它們則從個體價值、人道主義出發,構成與革命文學不一樣的精神空間,對我也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初中時,我把自己的第一篇作品隨手投給《云南日報》。沒想到,幾天后校長帶著報社的人找到我,原來人家要審核我的稿子是否抄襲,以準備刊登。從此老師開始覺得我是可以寫東西的。老師不讓學生上課看閑書,卻指著我說,“梁永安例外”,當時非常自豪。

后來,我在云南高黎貢山做了整整兩年的插隊知青,大長見識。我發現老鄉做飯,有個秘密原料。當地樹上的螞蟻窩很多,老鄉把一窩螞蟻整個割下來,再把螞蟻敲出來,用大紗布裹住使勁擠,螞蟻肚里酸水就出來了,這就是當地人吃的“醋”。知道真相,我再咽不下這東西了。但后來得知,這種蟻酸營養高,能抗瘴氣、濕毒,防止生病——你看,這就是長期形成的鄉村智慧。我去的是怒江邊的芒合——一個傣族村寨,剛到那天,老鄉們趕了六頭牛來幫我們搬行李。寨子里大多是文盲。但我們從小到大的政治教育都是向貧下中農學習,所以我們精神上的姿態特別低。我們四個男生住在一戶農家院兒的偏房,茅草頂有洞,一下雨就漏雨,也不覺得苦,拿幾個盆子接一下就行了。我第一次勞動就是割稻,彎著腰,很吃力。然后又去扛稻子,用牛皮繩把稻谷壘高,捆起來,扛到事先平整好的地塊,一層層垛上去。垛子越來越高,需要搭竹梯子,忽悠忽悠往上送……勞動雖然辛苦,但對人的鍛煉很大。

人物工作室:您是1977年高考恢復后第一批錄取的大學生,為什么會選擇現當代文學為專業?

梁永安:我是在高音喇叭傳來的全國新聞聯播中,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很興奮。我自信一定能考上,畢竟一直沒斷過讀書的習慣。當時我已經在工廠干了兩年多電工。

我太盼望有個文學人生,就讀了中文系,至于選擇當代文學為專業,說起來也很偶然。本科時我很喜歡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準備考王運熙先生的研究生。但當時是計劃經濟時代,研究生招生也要聽上面的指令。需要文學批評史專業研究生的學校很少,于是我畢業的那一級停招,只好轉考中國現當代文學了。

復旦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塑造了我們

人物工作室:當時的復旦大學給您留下了什么樣的印象?

梁永安:復旦的文化與學術分量非常重。當時,中文系的朱東潤、郭紹虞、張世祿等老先生都在,他們從小受國學熏陶,學養厚重,很有文化氣勢,人又謙虛,真是儒風拂面。有次請北大的王力先生來講課,在第一教學樓三樓的大教室。他坐下第一句話:“你們復旦門檻很高啊,進來很不容易啊!來這里呢,要特別感謝我的語言學啟蒙老師,就是張世祿先生,看了他的書,我才走上語言研究的道路?！蹦敲粗膶W者卻這么謙遜,令人高山仰止。“文革”結束不久,老先生的價值一下子都釋放出來,到第一線上課,把終生積累全都拿出來,傾囊相授,給我們這些本科生極大的精神恩惠。

比如朱東潤先生。他那時已經八十歲了,身體還很厚實,說話沉穩大氣。他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去英國留過學,歷經滄桑。我當時在中文系學生會,負責宣傳,有一些活動要請朱先生,他都很熱情。還有郭紹虞先生,學術大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開山人。有一次我到他家,請他給中文系書法展寫題頭,師母說郭先生身體不好,沒力氣。但郭先生說這個事情非常好,一定要寫。我過了四五天去取字,師母說,郭先生握那么大的筆寫不動,后來在筆尾裝了一個環,用線掛在天花板上,借力才寫出來的。我聽了特別震撼。我去拜訪王運熙先生時,看到他的書房掛著一幅字“飲河軒”,我一看就很敬佩,這取自《莊子》“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意思是自己學問很少,非常謙虛。

外系的一些老先生也讓人印象深刻。像哲學系的嚴北溟,“文革”曾被抓到提籃橋監獄關了好幾年。但他到了監獄也不閑著,教同囚室的小青年古代文學、古代哲學。嚴先生上課不帶講義,肚子里裝著 2600 多首和禪宗有關的古詩,上課講到哪兒就寫一首,一個字也不會錯。我特別佩服這些老先生,一輩子價值就在求知和治學,人很純正。

有了老先生建立的學統,我們復旦才有“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追求,才有抗拒各種世俗誘惑的“無用”之心。我大約就屬于比較“無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