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國務院發布《禁止傳銷條例》和《直銷管理條例》，再次明確傳銷活動在我國的非法性質，并為傳銷行為做了定義，明確了查處措施和法律責任。

第二年，李旭開始反傳銷工作。李旭回憶，2006年，他剛開始反傳銷時，單槍匹馬，跑遍全國各地對傳銷受害者進行勸說和解救。

同一年成立反傳聯盟的還有凌云。2006年，他剛上大學，一個朋友加入了傳銷組織，他開始每天查詢傳銷方面的信息，相關的法律法規，新聞報道和典型案例。后來，他把收集到的資料發給了這個朋友，朋友才離開了傳銷組織。朋友向他描述，傳銷組織里的人都是在校大學生、農民工和下崗工人。

學習行政管理專業的凌云在網上建了一個QQ群，“出發點是防范學校學生的傳銷。”后來各種各樣的人涌進了這群里。

凌云的第一次解救行動是在2008年的“五一”。

當時，他還是一名大學生，來自山西、河南、山東的家屬同時找他幫忙，對方訂好票后他就出發。在火車上站了十幾個小時候才到達目的地。“這幾個傳銷受害者都是在校大學生，家人阻止的時候都采用極端方式，比如喝農藥自殺。”凌云回憶說。

最初，每次解救，凌云都是只身前往。曾經在河北保定解救一個在校女大學生的時候，傳銷組織的人員發現了凌云，派了30幾個人在大街上追趕他。

那幾年，反傳銷的隊伍還在繼續壯大。2007年，工廠老板蔣德勝得知身邊一個朋友從傳銷組織逃離出來后，他開始關注傳銷的事情，在網上查相關的課程，看朋友的筆記，意識到傳銷的洗腦“威力很大”。從那時起，他放下廠子里的活兒，加入一些網絡反傳銷的群里，專職搞起了反傳銷。

另一位反傳銷人士張東是從傳銷組織里逃出來后轉向的反傳銷。 2011年，大學生畢業生張東離開傳銷組織后，掌握了他們的組織結構、生活習慣、運作模式和工資算法的基本漏洞，并加入了一家反傳銷組織。

解救過程中，他們通過跟蹤傳銷組織里的“領導”，或者根據受害者家人朋友提供的照片來判斷位置。定位主要依靠科技公司，他們發給對方一個鏈接，只有鏈接被點開，他們才能定位。“我們前期要花很長時間摸清他（傳銷受害者）的興趣，再發一個他感興趣的鏈接。”對方點開后，他們根據定位在附近蹲守，跟蹤疑似傳銷的人，到了窩點后再報警。

每天，張東的團隊通過QQ群，百度反傳吧和天涯論壇接到的求助電話有200多個。最快的時候，他花了3個小時就救出受害者；最慢的一次用了21天。

反傳銷這幾年，張東遇到過很多受害者的家人抱著僥幸心理，“以為孩子做一段時間就會出來了，不愿意花錢找我們。”

李旭給深陷傳銷的人講解其中的套路。截屏圖

“反洗腦”

李旭“反洗腦”的主要目的是拆穿傳銷里的套路和騙局。

盡管每年勸說和解救上千人，不過李旭心里清楚，很難判斷勸說是否成功。“就像醫院一樣，不能包治百病。”

每次勸說之前，李旭會試圖取得對方的信任，并不會提讓對方反感的“傳銷”二字，再講述自己的經歷，打破對方的心理防線。

接著他從數字上的漏洞入手，告訴受害者錢是如何分配，他為什么拿不到錢。再把相關的受害者資料展示出來，“一套流程下來，一般只需三四個小時候，受害者就開始意識到問題了。” 

和李旭一樣，蔣德勝掌握了傳銷的所有套路。比如進門前先電話通知，是為了防止被外人察覺；組織上層和下層不住在一起，是為了方便分贓等。

從2007年開始，蔣德勝曾在深圳當地五六十個城中村和三四十個小區內，成功對100多名傳銷受害者進行“反洗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