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玩”，又稱“清供”或“清賞”，是指那些不切日用、非飲食起居所必需的美好之物。因其不切日用、非飲食起居所必需，故常被視為“長物”，亦即“多余之物”；又因其多余而美好，也就是超越食色之欲且富于審美品質(zhì)，所以就被冠以“清”的名號。

“清玩”的歷史頗為久遠(yuǎn)，名目亦浩繁多端。自六朝以降，它就逐步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人士大夫消閑娛情的重要對象；其包羅的范圍，也從文房器具、書畫、古董、金石漸次拓展到奇石、異香、林壑、酒茗、卉木、禽魚，乃至窯器、漆器、竹器、錫器等。到明清時期，“清玩”更是別開生面，不僅凸顯為文人生活中賴以消遣自適、構(gòu)建藝術(shù)化生活情境的主要資源，而且成了借以確證身份、標(biāo)榜風(fēng)雅不可或缺的文化符號。正如時人所謂，當(dāng)日雅俗之分，就在于“清玩”之有無（吳其貞《書畫記》）。因此，即便資用不豐的貧士，也“必焚香，必啜茗，必置玩好”（孫枝蔚《塒齋記》）。就此而言，明清文人間蔚然成風(fēng)的流連“清玩”、醉心“清賞”的生活時尚，為我們體察其生活美學(xué)的觀念、智慧和方法提供了絕佳門徑。

聲色之外：感官的開發(fā)與完善

閑賞“清玩”，是人與物的互動。陳眉公在《小窗幽記》說：“清閑之人，不可惰其四肢，又須以閑人做閑事。”他所說的“閑事”，就是把自己浸潤在清雅幽遠(yuǎn)的“清玩”之中，使感官與身體獲得充分的快適和愉悅，如“臨古人帖，溫昔年書，拂幾微塵，洗硯宿墨，灌園中花，掃林中葉”等，然后“覺體稍倦，放身匡床上，暫息半晌”。

據(jù)此可知，“清玩”之“玩”，并非與對象隔絕的靜觀式審美，而是感官乃至身體全面介入，從聲、色、嗅、味、觸等感官知覺到肢體律動，充分發(fā)現(xiàn)、體驗和占有對象之美。公安才子袁宏道說自己畢生追求的“真樂”有五，首屈一指便是“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安，口極世間之譚”（《與龔惟長先生》）。這看起來頗有縱情聲色的嫌疑，然而他所言的“極”，并不在于持續(xù)強(qiáng)化和滿足食色之欲，而是積極開發(fā)自身感官知覺能力，拓展生活經(jīng)驗的廣度和深度，進(jìn)而超越聲色，與“物外之趣”相逢（《敘陳正甫〈會心集〉》）。這種“物外之趣”，就是萬物及世界的無限豐富性和可能性。它如同清人李漁在《閑情偶寄》中所說的美人之媚態(tài)、火之焰、燈之光、珠貝金玉之色，“是物而非物，無形似有形”，難以理性和文字曉諭，卻可以感性的方式抵達(dá)。

而“清玩”之“清”，亦即對象所引起的美感，也不止于其本身質(zhì)料、色彩、形式層面所引發(fā)的快感，而是立足于此，在人與物的互動中，喚醒更具創(chuàng)造力、想象力的積極審美體驗，為人超越聲色，擁抱聲色之外無限的豐富性和可能性架設(shè)了津梁。如宣德銅爐，“薰燎既久，敷色漸磨，銅質(zhì)顯露，如良金在冶，晶光發(fā)越，寶焰陸離，莫可云喻”（項元汴《宣爐博論》）；如宜興紫砂壺，“入用久，滌拭日加，自發(fā)閧然之光，入手可鑒”（周高起《陽羨茗壺系》）；又如端溪硯，長期蓄養(yǎng)，扣之則“其聲清越”，觀之則“紫氣閃閃，如畫家著胭脂之色”（程瑤田《紀(jì)硯》）……可以說，鑒賞“清玩”是生成性、創(chuàng)造性的審美過程。在此過程中，人的感官獲得了充分的開發(fā)，并走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