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假條管理有待加強

記者：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各個醫院的病假條“長得”不太一樣。針對病假條，是否可以建立如“機打發票”那樣格式統一、可驗真偽、可查詢的系統？

鄧利強：我認為，醫療機構對病假條管理幾乎沒有辦法更嚴格了。原因有兩點，在過去，病假條管理非常弱，那時候也沒有執業醫師法。今天，醫院、醫生不但有了法律法規約束，而且在實際操作中，醫生開了病假條后，患者還要拿著病假條到門診辦去蓋章、登記。

開病假條或診斷證明是醫生的隨附義務。病人需要病假條的時候，醫院設置額外的程序，給醫生履行義務設置太多程序，再進一步嚴格對患者也不一定有利，會增加患者的負擔。

假的病假條是小部分，如果因此建立一個各級各類的醫療機構通用的大體系，那么社會治理的成本和力度就會增加太多，我覺得目前沒有這個必要。

劉鑫：醫院想對病假條采取更大力度的管理是很困難的。建設一個新的系統，從成本、難度上來說都太大。現在的醫療機構本身就是公益性的非營利單位，這些成本誰來承擔？這是個問題。

記者：如果沒有單設一個新系統的必要，那么在目前的管理機制基礎上，對病假條的管理是否還有提升的空間？

劉鑫：醫院對病假條采取嚴格的登記管理，或者做成雙聯制，從自身加強管理，這也會產生壓縮假病假條生存空間的效果。

醫師隨意開病假條，肯定是有法律風險的。比如一個受害人，他拿出一些病假條要求對方承擔責任，或者向單位主張休假。對方如果較真，拿著病假條到醫院調查驗證，發現醫師涉嫌作偽證以及違反執業醫師法規定開病假條，這里既可能涉及刑事問題，也可能涉及行政問題。所以，醫院要加強對醫師的職業教育，衛生行政部門也要加強監管。

記者：醫院嚴格執行現有的病假條制度，同時進一步加強管理；用人單位加強自身制度建設，對病假條有疑問就到醫院核實。醫院和用人單位同時發力，能夠壓縮假病假條存在的空間。不過，“代開病假條”廣告出現在醫院里，這個地點也很特殊，我們應該如何治理這種小廣告？

鄧利強：對于醫療機構而言，它沒有行政執法手段，能做的就是清除醫院里的“代開病假條”小廣告。醫院不是公共場所，公權力機關也不能隨意進入執法。

需要強調的是，應該加強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對于購買假病假條、使用假病假條的人，我們應該在社會誠信體系中給予其負面評價。

中國醫師協會維權委員會委員 　鄧利強中國政法大學醫藥法律與倫理研究中心主任 劉 鑫《法制日報》記者 張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