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洛遷滬 角力之爭

克服了重重壓力，故宮文物終于踏上了南遷之路。1933年2月5日晚，北平全城戒嚴，在軍隊護衛(wèi)下，故宮國寶暌別了帝王居所。之所以選在夜間悄悄進行，也是因為當時所受阻力太大，為免橫生枝節(jié)起見。9日，第一批文物安抵浦口火車站，但由于行程太過倉促，暫時沒找到適合保存文物的地點，所有文物必須暫留火車候命。而此時國民政府內(nèi)部對于文物存放之地再次起了爭執(zhí)，以宋子文為首的遷滬派主張將文物運至上海；蔣介石則主張運到南京；而以國民黨元老、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張繼為首的遷洛派則提議，將故宮文物運至洛陽保存。他認為運到上海存入租界，受外國人庇護是國恥。宋子文則再三保證，將文物遷往上海，只是權宜之計，“一俟北方寧靜，即將文物遷回。”

其實早在文物未遷移出北平前，張繼就曾向行政院建議，將故宮文物“移至鄭洛，以免貽寇”，但未成主流意見。此時重提遷洛，說是對古物存放地之爭，其實是國民黨內(nèi)部各派系權力之爭，但連累故宮文物在浦口滯留了22天之久，使整個文物南遷工作陷入困頓。

內(nèi)部爭斗情況具體如何，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根據(jù)檔案記載，先是遷洛派占了上風。2月8日，當文物專列尚在運往浦口途中時，中政會第343次會議在南京召開。會議上，張繼提出將文物改遷開封、洛陽一帶，而此次會議，宋子文等遷滬派恰好不在南京，沒參加此次會議，故遷洛成了主流意見。最終會議決議“將故宮博物院運出之古物文獻，暫分置于洛陽、開封妥為保管”。但沒過幾天，口風又變，2月22日，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在致國民政府函中稱：“此項古物總數(shù)達數(shù)千箱之多，存放地點須有相當準備，應先覓得場所寬大之房屋，俾能盡量容納便于保護，此則宜有防火設備及免受潮濕方法，庶可以防危險而免損壞。現(xiàn)在開封、洛陽一切均無準備，若遽將大批古物運往，事實上恐無法存置。”誠然，故宮南遷文物多達19557箱，倉促間要在洛陽找到合適的安置地點確實很難，故中政會決議將古物“暫存南京，俟開封、洛陽準備妥善，再行起運”。如此看來，遷洛派和遷滬派似是達成了某種妥協(xié)。但很快，遷滬又成了主流意見。2月24日，中政會再次致函國民政府，決定“第一批故宮古物中之書籍檔案存于南京，其余古物照行政院原定計劃存于上海”。國民政府隨即在給行政院軍事委員會的訓令中明確了這個決定，并要求“迅速執(zhí)行”。

3月5日，1054箱古物、圖書抵達上海南市招商局金利源碼頭，隨后分存于事先租定之天主堂街仁濟醫(yī)院舊址及四川路廣州路口業(yè)廣公司二樓兩處倉庫。其余1064箱文獻檔案則運存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大禮堂。此后，又有包括瓷器、玉器、銅器、書畫、文獻、檔案等精品在內(nèi)的四批文物陸續(xù)運到上海。文物在上海保存了4年，其間還挑選了80箱精華之物，前往英國舉辦“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驚艷國際，轟動一時。

但上海終非保存文物之良地，因其為“華洋集處，夙多莠民，為時既久，難保無窺伺之心”，且氣候潮濕，不利于文物的保存，南遷文物存于上海，不過是權宜之計。1933年7月，故宮博物院首屆理事會決議，通過建筑南京分院及保管庫一案。1936年9月26日，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庫落成典禮在朝天宮舉行。當年12月，存放于上海的文物箱件被運至南京朝天宮保存庫。但可惜的是，沒過多久，日軍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故宮文物再次開始了漫長艱辛的西遷之行。

關于故宮文物遷移的種種爭端，通過檔案，部分還原了當時場景。窺一斑以觀全豹，故宮文物遷移過程坎坷不斷，開始及過程中的爭議也從未停止，各方勢力暗潮涌動，各懷鬼胎，但好在故宮護寶人面對重重困難時從未退縮，是他們用整個身心，甚至生命來守護國寶，使其未受損害，這是民族精神在中華文化保護中的延續(xù)與濃縮，值得永遠追憶和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