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內文物部門從實際出發，探尋解決制約文物合法收藏、流通瓶頸問題的方法，積極穩妥地出臺相關政策法規，加強對民間收藏文物的保護和服務，推動了文物收藏的健康繁榮發展。在近期日本回流的中國文物中，以清宮“樂善堂”玉印、（傳）釋迦牟尼佛舍利、唐寅大幅書法作品、明清官窯瓷器等令人矚目。

清代宮殿建筑中的“樂善堂”共有兩處。一處在紫禁城內的西北部，為重華宮的前殿——崇敬殿，因殿內懸掛乾隆皇帝（以下稱“弘歷”）御書“樂善堂”匾而得名。

另一處在圓明園40景之一的“桃花塢”（弘歷登基后改稱“武陵春色”）。雍正四年（1726年），當時還是皇子的弘歷曾以樂善堂為題作記，文曰：“凡人之性未嘗不善，仁義禮智全備于我，所謂得天地之正氣而為人也。然有智愚賢不肖之分者，氣拘之、私誘之，遂日以蔽錮而昏昧，有能復其性者鮮矣。人能自強不息，以復性為功，己有善念，擴而充之，人有善事，喜而從之，則本性呈露而有馨香之德矣。是故明德之馨勝于黍稷芝蘭，鮑魚與之具化，未有樂善而不能修德者也。予有書屋數間，清爽幽靜，山水之趣，琴鶴之玩，時呈于前；菜圃數畦，桃花滿林堪以寓目。顏之曰樂善堂者，蓋取大舜樂于取于人以為善之意也。夫孝悌仁義乃所謂善也，人能孝以養親，悌以敬長，仁以恤下，義以事上，樂而行之，時時無怠，則能因物付物，以事處事，而完所性之本體矣。是故大舜圣人也，猶存虛受之心，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漢明帝嘗問東平王：‘在國何最樂？’王曰：‘為善最樂。’予雖不敏，然賴先父之明訓，師友之切磋，于大舜之善與人同，雖有志而未逮，而東平王之‘為善最樂’，則不敢不勉焉。是為記。”

弘歷雖在桃花塢居住時間不長，其間能以“樂善堂”為題，“秉皇父之明訓，及師友切磋之道”，一展“孝以養親，弟以敬長，仁以恤下，義以事上”之懷，并以“東平樂善”為勉。這是弘歷青少年時期對于以漢文化為主的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一些體悟。

弘歷大婚后賜居于大內乾清宮西部“乾西五所”中的西二所，雍正帝特賜其書室名為“長春書屋”，西二所的前殿改稱“樂善堂”，并由此誕生了第二篇《樂善堂記》。稱：“昔《樂善堂集》中，有所謂《樂善堂記》者，蓋用此堂之名，以圓明園賜居桃花塢之堂而記，亦記彼處。彼處之勝，與宮中此堂無涉也。然彼時之‘樂善’，只數典漢東平王以為亟。今斯堂則為重華宮之前殿，不可以桃花塢堂之記概之。因思東平王之樂善，原數典與大舜，所謂取樂于人以為善也。茲適為重華宮之前殿，則今之樂善，只宜景仰大舜之為，而不必更囿于東平之跡矣。夫大舜之取諸耕稼陶漁之善，世遠固不可征，而詢岳咨牧，載在《虞書》者，彰彰可考。無非舍己從人，與人為善。而地平天成，庶績咸熙，胥于是乎基之，是乃千古帝王之法則，而非藩服屏輸者所可相提并論，其事體大而責任重也，昔之效東平為甚易，今之企大舜為綦難。是不可無記，以朝夕體之心而措諸政也。然而其志在是，其慚亦在是矣。”這一內容，充分表達了清代皇室子弟教育中，對于中國傳統優秀經典文化的感悟與領會，弘歷將“孝、悌、仁、義”等經典傳統進行了“溫故知新”的表達，可以說是當時滿清貴族皇室子弟漢化教育的模范經典事例，對于今天的傳統文化教育亦有參考價值。

此次從日本回流的“樂善堂”印，是青玉質地，印文為加長橢圓形制，豎排篆書“樂善堂”三字。印文字體規整，形制精湛，有別于皇家正式印璽，也不同于宮廷大部分書畫章與收藏印。印紐為九條螭龍，盤旋于云中，首尾互見，前后各伏一條螭龍于印文上下，螭龍全身三彎九曲，氣勢如騰云駕霧，形態則若翔似舞，玉印通體線條流暢。玉印主體部分刻有落款“乾隆壬寅年仲秋御筆”的乾隆仿漢賦詩一首以及“石渠寶笈”等陰刻印文三方，均仿御筆及原印字體刻治。

據資料提供者介紹，此印在日本有學者考證其可能出自圓明園，上世紀初起在日本出現，一戰期間為一華僑世家所藏。其家族成員與部分旅日華僑華人，以此印文為堂號，共同建立當地華人華僑群體的慈善公益組織。在二戰結束后，部分該組織成員發起募集活動，捐物捐款，將戰爭期間被日軍強擄之中國勞工（苦力）解救出來，并護送回國，前后約2萬余人。踐行了中華民族“樂善好施”、“與人同善”的精神。

據了解，以顏氏、鄭氏、陳氏、林氏等姓氏宗族世家為首的旅日臺灣人，家族人數較多，其家族成員在一戰前開始即廣泛游走，從事商旅，經營活動分布于北迄西伯利亞，南到南洋群島，東達檀香山，西至印度洋，且以從事金融服務、國際貿易、中西醫藥等方面事業為主。在這一廣大區域里，海參崴、烏蘭巴托、哈爾濱、烏魯木齊、沈陽、大連、天津、仁川、青島、煙臺（芝罘）、武漢、重慶、上海、寧波、福州、廈門、汕頭、基隆、高雄、臺北、臺南、淡水、香港、澳門、廣州、海口、河內、西貢、婆羅洲，直到仰光、金邊、萬象、孟買，乃至西北亞歐重鎮圣彼得堡等，均有他們的金融服貿與人脈關系，與晉商、浙商、閩商、粵商、潮商接力合作，在幫助國人大規模進出上述區域、促進中外經濟貿易繁榮的同時，也搜集收藏了一些各國的寶貴文物，尤其是流失海外的中國珍貴文物。他們在搜集整理之后，很多就運送保存在日本和我國臺灣省。

二戰結束后，日本曾經陷入短暫的經濟困難期。很多在戰爭期間流落到日本民間的中國及亞洲各國珍貴文物，曾經以極其低廉的價格進入文玩市場及黑市流通。當時一些有實力有鑒賞能力的華人華僑，進行了搶救性的購藏，奠定了不少東亞華人世家的文物家藏。

近年來，隨著祖國的國力崛起與經濟騰飛，國內民間收藏的迅速成長，對于中國珍貴文物以及世界各國優秀文物的需求呈井噴式上升，這部分“東亞遺珍”開始逐漸露出奪目的光彩。其中：歷代宮廷文物收藏、亞洲佛教瑰寶、中國歷代書畫是最早受到重視的。

最近幾年，世界各大拍賣場上備受矚目的中國皇家文物等屢創天價，但業內人士稱尚未有頂級珍品大量面世。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全面實施，隨著整體經濟的迅猛發展，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逐步落實，可以預見，將會有數量更為巨大的中國乃至世界各國的珍貴文物和優秀藝術品進入世界交易市場，被中國國民收藏，而全世界文物藝術品金融化的發展趨勢，更會將此熱潮推向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