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0家重污染企業土壤點位超標

我國曾在2005年至2013年開展了首次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除了這次調查的數據外，趙英民還公開了一些數據。“農用地環境質量不容樂觀。”他說，耕地、林地、草地土壤點位超標率分別為19.4%、10.0%、10.4%。其中，耕地土壤輕微、輕度、中度和重度污染點位比例分別為13.7%、2.8%、1.8%和1.1%，主要污染物為鎘、鎳、銅、砷、汞、鉛、滴滴涕和多環芳烴。

同時，典型地塊及周邊土壤污染較為突出。“在調查的690家重污染企業用地及周邊的5846個土壤點位中，超標點位占36.3%；在81塊工業廢棄地的775個土壤點位中，超標點位占34.9%；在146家工業園區的2523個土壤點位中，超標點位占29.4%。”趙英民表示，土壤污染分布差異大。具體表現是，總體上，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人口稠密、產業布局集中的長三角、珠三角、東北老工業基地等區域性土壤污染問題較為突出。

“三河”水資源開發利用超警戒線

“水十條”“土十條”均已發布實施。說到這兩項污染防治行動計劃面臨的挑戰，趙英民認為，相比國際上一些發達國家而言，我國是在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下解決更為復雜的環境問題，環境壓力比其他國家更大，解決起來比其他國家更困難。

他說，政府、企業和社會責任未有效落實。趙英民指出，一些地方存在重開發輕保護的現象。對企業治污主體責任的約束不夠、激勵不足；社會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度越來越高，但是這種關注度尚未轉化為綠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環境經濟政策法制化水平不夠；執法主體和監測力量分散，環保機構隊伍和條件裝備“小馬拉大車”，鄉鎮和農村環保機構隊伍基本空白。

就水環境保護面臨的挑戰，趙英民指出，我國水資源過度開發利用，流域水環境承載力明顯下降。他透露，海河、黃河、遼河等流域水資源開發利用率遠遠超過國際公認的40%的生態警戒線，20%-40%河道內生態環境用水量被經濟社會用水擠占，部分河道生態流量嚴重不足。2016年汛期(6-8月)京津冀有衛星影像的333條河流中，227條斷流。

同時，一些地區自然岸線過度開發，河道岸坡硬質化，生態空間不斷減少并呈破碎化，浮游生物洄游受阻，水生生物棲息地生境明顯變化，部分水體生態功能喪失殆盡。據趙英民介紹，108個國控重點湖泊(水庫)中，四分之一處于富營養狀態，藍藻水華問題亟待遏制。

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趙英民認為面臨的主要挑戰在于基礎十分薄弱。其中包括，底數不清。“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中的土壤污染超標率是點位超標率，反映的是全國土壤污染的總體態勢，并不代表土壤污染的分布和狀況。”趙英民說，需要進一步查明農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積、分布及其對農產品質量的影響。

同時，我國土壤污染防治專項法律尚屬空白；土壤污染調查評估、風險管控、治理修復等方面還缺乏可操作的標準和技術規范。

據他介紹，適合我國國情的土壤環境風險防控管理體系尚未形成。趙英民指出：“有的地方對土壤污染不夠重視、不以為然，有的地方存在過度恐慌，不正確地要求徹底治理、恢復原狀。”

企業違法要向前追溯按日計罰

就如何進行水和土壤污染防治，趙英民提出了對策和建議。

他提出，在水生態保護上要盡可能做減法，要根據環境承載能力監測評價結果；“好水”要優先保護，“差水”要集中攻堅；組織排查化工企業周邊地下飲用水水源安全隱患，全面公開飲用水安全信息。

我國土壤污染防治尚處于起步階段，趙英民提出，當前要組織實施好《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詳查總體方案》，使土壤污染的底數越來越清晰，污染狀況越來越具體。同時要建立土壤環境調查評估制度，逐步建立污染地塊目錄及開發利用負面清單。

“要堅決守住影響農產品質量和人居環境安全的土壤環境質量底線。”趙英民強調，要公布土壤環境重點監管企業名單，明確重點污染物、行業和區域，督促企業落實責任。

趙英民提出，建立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和相關部門的環境保護責任清單，把職責說清，落實管發展必須管環保、管生產必須管環保、管行業必須管環保的要求。把黨政負責人環保責任、黨政同責一崗雙責的條款納入法律法規，出臺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細則，并嚴格實施，獎優懲劣。

此外，趙英民建議，要配合修訂《水污染防治法》，研究建立企事業單位守法排污的自我舉證，加嚴對無證或不按證排污、連續違法行為的處罰規定；他建議盡快建立企業自證守法、企業違法行為“向前追溯按日計罰”等相關規定。

此外，還要積極探索推行環境警察，實行強制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全面實施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力爭行政執法、環境司法、經濟賠償三者并用，加快建立健全環境法律責任體系和終身追究制度，使守法成為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