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違的文學

見過范雨素的人知道，她是推開門隨處可見的那類人。緊繃、寡言、小心翼翼，不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異鄉人能從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如果說有點不同，這改變也許是從文學小組成立那天開始的。

2014年秋，工友之家文學小組宣布成立。那天，幾名創立者站在院子中央，抄著大喇叭沖工友們喊話：往后，每周日晚，喜歡文學的工友都可以過來聽課！

文學小組的成立是皮村的小事，卻是工友們心頭的大事。小付回憶，范雨素是文學小組最早的一批成員，幾乎每次都來。讓小付沒有想到的是，文學小組的隊伍日趨壯大，工友之家擠滿了對文學渴求的人。他們視文學小組為“有點神圣的地方”。

在某種意義上，文學對于他們意味著苦難的轉移、宣泄和消解。對于靠體力活維生的工友們來說，每天十幾個小時的辛苦勞作完畢，實在有更加輕松的選擇。然而，他們需要。一些生活中抗拒不了的壓力、疲憊、折磨、刺痛，還有日復一日的無意義、無成就感，時而把他們推向被壓抑的極致狀態。

他們的感受濃烈，在書中總能看到“能替他們說出來”的人。他們從中看到了文字的力量。用范雨素自己的話說，“生活很苦時，看書就能讓自己什么也不想。”在慧瑜老師的鼓勵下，工友們每每以筆呈現出來，觸目驚心。

每周上文學課，參加文學小組活動的日子，是范雨素一周翹首以盼的。不多言語的她在課堂上發言特別踴躍，甚至有時是手舞足蹈的。“來到這個院子里我覺得我特別有尊嚴，沒人歧視我。”

在小付看來，范大姐讀書龐雜，從魯迅、沈從文、蕭紅，到路遙、張承志、趙樹理……那些有名有姓的作家她都喜歡，提起誰的作品她都知道，屬于那種“資深的文學愛好者”。

范雨素像燕子一樣歡快地對記者說，喜歡北京的原因，書多算一個。“我對國圖、首圖，很熟悉！”

她盡管縱情表達。那些年讀過的書以一種不起眼的方式在范雨素身上留下印記。加上愛闡發些獨立的思考，兩篇手稿一經“正午”發出，令這印記宿命般地被人看到。多少年來淤積于胸的情感，在文章里得到釋放。“有些片段，范大姐多次找我談過，我知道她對她的母親、對她的親朋好友是深有感情的。她的生活閱歷太多了。這些年，那些沒被表達過的感受一直在胸口。”張慧瑜說。

如果命運曾試圖拉她下水，文學無疑充當了托起她的那股力量。兩種經驗深深影響著她。一種是從小到大，親身經歷的一些變故和不幸；另一種與此平行的經驗是，她讀過的文學作品中與她現實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還有那些大人物、小人物說出的大道理。

跟范雨素有著相似感覺的，還有以王春玉為代表的一些工友們。用張慧瑜的話說，他們沒有被現實壓垮，幸虧有文學。

在工友們常常進行圓桌討論的一張大桌子上，記者發現了兩本傳說中的《皮村文學》（第一輯）（第二輯）。白色封皮，每一本都厚厚的，有200多頁，印刷得有點像高考沖刺前的習題集。工友們說，這是他們的慧瑜老師自己掏錢為大伙兒印的。

翻開《皮村文學》，近百名工友在這里“發表”過文章。第二輯的第194頁，范雨素還為三位文學小組的指導老師特別寫過“藏頭詩”。翻到底封，上面印著兩行“暗語”：“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

在文學小組里，工友們感到有尊嚴。他們有權利說，也有人愿聽、肯聽、有回應。

制造和獵殺？

頂著太陽，兩個小院兒里的人說，范雨素26日一早是跑去市里跟出版社談小說出版的事了。

另外幾人急忙圍上來，“哪家出版社？”

關于那本待出版的小說，范雨素曾在她的自述里夢幻式地勾勒過。“我原來沒寫過文章，如今，我有時間就用紙筆寫長篇小說，寫我認識的人的前世今生。我上學少，沒自信，寫這個是為滿足自己。”

長篇的名字，范雨素想好了，就叫《久別重逢》。它的故事不是想象，都是現實。出版社的人面對爆紅、自帶話題且省事兒的人，有點喜出望外。

“覺得范雨素的文章怎么樣？”

“文章是一方面，還靠宣傳、營銷、包裝呢！”“能不能一直紅，難說。”一些守在皮村、來回踱步的出版人吸了口煙說。看著越來越多的“競爭者”，他們在心中拿捏著價碼。

這篇文章在網上瘋傳到第三天的同時，輿論場上有了不同的聲音。有的說，群眾喜歡獵奇，媒體需要點擊，大家聯手制造一個疲憊生活的英雄育兒嫂。也有人說，出于一種制造底層雞湯的需求，我們制造出了范雨素。出于同樣的理由，我們也在獵殺范雨素。

范雨素不再是一個人，她成為一群人的象征。面對艱辛生活昂起頭顱的時候，她握緊的武器是書本，是希望。

在張慧瑜看來，媒體是勢利的，范雨素隨時可能“被失寵”。在電話里，張慧瑜“提醒”她，你可能不會紅太久。“保持清醒，別慌！”

“底層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媒體消費底層，沒有錯。但到后來會發現，有時底層也是很難被消費的，他們身上有許多很堅硬的東西。”張慧瑜說。

也許張慧瑜是對的，范雨素沒有接受操縱。她躲到了“深山古廟”里。“我沒想過靠文字改變命運。我習慣了靠苦力謀生，我對勞動并不懼怕。我還會做小時工，文學不是我的主要工作。”

四十年生活的磨礪讓她的心性收斂起來，沒有什么事情特別讓她高興或悲傷。在她口中，小海、小付、郭福來……文學小組的親人們，還有兩個需要她耳提面命的女兒，才是她的人生。“我不相信生活和命運會有什么改變。我年齡大了，沒什么癡心妄想了，只希望這件事能快點結束。”范雨素說。

“她喜歡文學，但沒有文學夢。”張慧瑜這樣概括，她像是讀透了人生這本大書一樣，對人生、對命運、對遭遇，早年就已經形成了固化的、成體系的認識。在她看來，什么都是可以理解的，什么都打不倒她。掙一點稿費就已是范雨素生活的意外之喜。

“范雨素們”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異常簡陋，墻上貼著“打工·三十年”的圖片集，還有定格的影像中他們流動的人生。

文學小組的詩人小海，打工14年，寫了400多首詩。許多詩是他在機器上、在下班等公交車的路上完成的，他借用海子、張楚、約翰·列儂、鮑勃·迪倫等人的句式梳理自己顛沛游離的青春。

另一位工友王春玉與范雨素年齡相仿，創作起來并不高產，但他是工友之家文學小組的鐵桿成員。因為工友之家，他把工作從肖家河換到了皮村，人也留在了皮村。他專門給皮村寫了一首詩，后來被改編成了一首歌。

翻開《皮村文學》，“寂桐”“雪婷”“墨香”……工友們為自己起好了浪漫的筆名。在皮村，在工友之家的小院兒，他們聊愛情，聊內心獨白，聊城市印象，聊對妻子的思念，聊思緒穿越世界的旅行。

在文學小組的大方桌上，在《皮村文學》里，他們寫自己的生活，寫激越，寫懊悔，寫生活中并不多見的浪漫，寫自己的愛與親歷。

作品集里，有范雨素的一首詩《一個農民工母親的自白》：我只敢在/深夜放聲哭泣/曠野無人的深夜/祈求大地/我是一個農民工/我的孩子也是一個農民工/所有的苦/我都能夠吃掉/我想讓我的孩子享點福。

他們寫，是因為他們需要。

不論是蕭紅式的輕描淡寫話悲涼，還是賈平凹式的簡潔練達，都不是工友的刻意追求，而是他們原生態的呈現。文學的刀藏在這里。

工友之家簡陋的辦公室墻角還斜放著一把木吉他，這是工友孫恒為大家唱歌用的。辦公桌上的《工會活動簽到表》上寫滿了人名，密密麻麻。

進門處左手邊堆有一摞書，《來的不是客》（中國當代進城務工青年貼身讀本）供工友和來訪者自取。

圖書館門口掛著一張清晰度不高的彩色照片，三排文學愛好者簇擁在一起，笑得輕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