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散型”醫聯體責權利不清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以下簡稱北醫三院）近年來積極參與公立醫院改革，由特色學科牽頭成立醫聯體，來幫助更多的基層醫院。

不過這一過程，牽扯了醫院較多精力。該院院長喬杰認為，這些“松散型”的醫聯體，因為沒有明確的責任、權力和利益的分配，很難做好、做實。比如，一個婦產科的大專家被派到基層醫聯體單位，在社區坐診一天，而這一天，最多也就三五個病人前來問診，且其中幾乎沒有專科對口的病人，“這其實是一種資源浪費，這種專家在我們醫院一天至少看幾十個“專病”病人，還有疑難雜癥，讓他下去基層坐診一天，看不了幾個病人，真是資源浪費。”

一些三甲醫院積極參與“松散型醫聯體”的動力不足，更愿意直接接受政府的邀約，托管某個剛剛落成的新醫院。事實上，緊密合作后，大醫院才真正有動力去“服務基層”。

廣東省中醫院副院長、黨委書記翟理祥就接到過很多類似的邀請，他介紹，在廣東，包括中山大學附屬醫院在內的城際醫院，大多都會接到地方政府的邀請，“政府建好醫院委托我們管理，或者希望在那個區域辦分院邀請我們去。”

據悉，廣東省中醫院現在有5個院區，3000多張床位，5000多名職工，2016年的門診服務總量741萬人，收治的病人數為11.8萬，手術14萬（臺次），“效率比較高”。

以廣州市民政局慈善總會建設的“廣州市慈善醫院”為例，這家醫院的資產是民政局的，而醫務人員是廣東省中醫院派的，日常經營管理由廣東省中醫院負責；而珠海市中醫院，一家地區三甲醫院，則把整個資產、人員完全交給廣東省中醫院托管。

分級診療才是對大醫院的挑戰

采訪中，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發現，各大醫院對“取消藥品加成”這個當下改革的最大亮點早已做好了準備。相比之下，他們對此后分級診療的進一步推進有更多擔心。

施秉銀算了一筆賬：“比如一個大醫院，如果按照一年營收30億元來算，藥品收入大概占了12億元，利潤是1.8億元。這1.8億元中的90%要通過醫療服務價格調整進行彌補，也就是說我們要自己內部消化1800萬元，這1800萬元對于我們這樣的大醫院來講所占比例不是太大。”

分級診療則不同。按照國家規劃，今后90%的病人應在本地基層醫院就診。“假如病人數量大幅度下降，對我們非常致命。”施秉銀認為，所有的大醫院現在都該為未來做打算。比如西安交大一附院早早布局了30所基層托管醫院，這些醫院基本覆蓋了西安周邊的縣市，“這能保證我們將來有一定的患者資源。”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則把重點放在了“疑難危重病例”上，副院長呂富榮表示，他們的做法是把“大超市”做成“精品店”。去年，這家醫院拿出3000萬元，用于鼓勵各個科室收治疑難危重癥患者，“考核指標從原來的門診住院手術（臺次）這些總收入，調整為收治疑難危重癥患者的比例，比如外科強調100個病人當中收多少手術病人，這些手術病人當中三四級手術又占了多少。”

同時，“急慢分治”被放到了重要位置上考量。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分院去年新設了老年養護中心，其中增加了“慢病區”，去年一年接收轉診病人800個，這800人占醫院病人總量的0.6%，但它卻占了醫院6%以上的床位，“從難病、慢病角度切入，可以保證醫院平穩過渡。”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醫療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預測，未來，中國靠收治患者數量、靠薄利多銷的大醫院將整體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