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魏晉在歷史上是一個動亂的時代，卻也是一個思想活躍的時代。魯迅就曾將魏晉稱為“文學的自覺時代”，而且“這時代的文學的確有點異彩”。魏晉文學的異彩主要表現在出現了一大批作家，他們獨特的創作風格形成了一種風氣，這種風氣與當時的社會有關，魏晉文人地位的提高、生活的豐富以及玄學的繁榮等，都影響了他們的創作。本期講壇邀請顧農老師講述這一時期的風度與文學。

魏晉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非常重要的階段，這時涌現出大批作家。建安時代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玚、劉楨）。正始時代的竹林七賢（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中有好幾位重要作家，阮籍、嵇康都是一流人物。到西晉太康年間，作家更是成批涌現，有所謂“三張、二陸、兩潘、一左”（鐘嶸《詩品·序》），這也就是說其時的領軍人物有張載、張協、張亢，陸機、陸云，潘岳、潘尼，左思8位之多。這個提法不是很準確，張亢和潘尼比較弱，這里只取其余六君子也就可以了。到東晉，作家更多，偉大的詩人陶淵明大半輩子生活在東晉，晚年才入劉宋（宋齊梁陳之宋，不是唐以后的那個趙宋）。魏晉加起來一共大約200年，遠遠比不上漢朝的360年，而漢朝我們數不出多少作家來，人們耳熟能詳的，大約也就是賈誼、枚乘、司馬相如、司馬遷、揚雄、班固、張衡、蔡邕這么幾位。

魏晉社會風氣和文學的關系，可談的事情很多，下面只能就給人印象深刻的幾個方面，略為談一談粗淺的觀察。

簡介：

顧農，著名現當代文學研究專家。他196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后為揚州大學教授，主要致力于古代及現當代文學研究、魯迅研究等方面的工作，著有《從孔融到陶淵明：漢末三國兩晉文學史論衡》《與魯迅有關》《四望亭文史隨筆》、《建安文學史》《聽簫樓五記》《魏晉文章新探》《花間詞派傳》等10余部專著，在學術刊物、報紙、雜志上發表具有影響力的論文、札記、散文、隨筆多篇。

魏晉文人受到“崇拜”

首先，魏晉文人的地位大為提高，很受關注，甚至出現了被追捧的明星式人物。

先前文人在漢朝是沒有什么地位的，辭賦作家寫賦歌功頌德，獻給皇帝，而皇帝其實不大瞧得起他們，司馬遷說“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流俗之所輕也”（《報任少卿書》）。這種情況要到漢末才有比較明顯的變化，天下大亂以后文學顯得很有魅力。曹丕說文學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他既要求文學為政治服務，又說不朽的文學具有獨立的價值，這標志著文學自覺的時代已經到來。

曹氏父子都很重視從事文學創作，三曹的詩各有千秋，曹植更是詩、賦、文三項全能，都達到一流水平。他們手下的文學侍從之臣不僅作品寫得好，也都有相當的行政級別和社會地位。曹丕和曹植都能用比較平等的態度對待身邊的文人，讀曹丕寫給吳質的信、曹植寫給楊修的信，就分明可以感受到他們主賓之間真摯的友誼。

到正始時代，“七賢”的地位更高，他們的“粉絲”很多。嵇康更成了社會關注的大紅人。

社會上的名人受大家的尊敬，一部分年輕人對名人特別仰慕，追逐不舍，其中最積極的分子，有時不免做得太熱烈了一點，這就是所謂“追星族”。魏晉之際文化界的大名士嵇康和阮籍就曾有過一大批熱烈的追隨者，“于時風譽扇于海內”（《世說新語·任誕》）。仰慕嵇、阮之風持續的時間相當長，形成了文化史上一道奇特的風景。

這里有七賢的子弟，阮籍的兒子阮渾“亦欲作達”（《世說新語·任誕》），很想擠進七賢俱樂部里去喝酒談玄，阮籍堅決予以制止。放達而要“作”，無非就是作秀、趕時髦、追星；阮籍的不肖之子根本不明白其父以及林下諸公的內心，只是拼命學他們的外表。東晉思想家戴逵在《竹林七賢論》中指出：阮籍不準阮渾加入林下之游，是因為兒子不理解自己。

當時追星一族里還有先前同七賢曾經有某種聯系，后來也終于勉強擠了進來的呂安。此人是嵇康之友呂巽的弟弟，曾經長期追隨嵇康。當林下諸賢因為政治形勢發生變化而分道揚鑣之后，前七賢中只剩下嵇康和向秀堅持隱逸態度，這時始終緊跟的就是這個追住他們不放松的呂安。他們三個在一起打鐵、灌園、漫游，形成所謂“竹林后三賢”。不過呂安的水平明顯地要差得多。當時向秀正在為《莊子》一書作注，拿出來給他們看，嵇康認為《莊子》不需要加注，而呂安則認為向秀的注釋一出，則“莊周不死矣”。現在人們看得很清楚，向秀注《莊》無非是借以發揮自己的思想，他對莊子的學說作了非常大的當代性修正。這就是所謂“六經注我”。呂安根本不明白向秀工作的性質和意義——從這里最能看出學術明星與其追星一族之間的重大差異。呂安后來還干了些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嵇康的下獄以至被殺，受他的牽連不小。所以，向秀寫《思舊賦》的時候，只在小序里略為提到一下這個呂安，就立即把他擱置起來，專談嵇康了。這里顯然有些春秋筆法。如果只具追星的熱情而不能自有建樹，即使擠進了名士的圈子，也只能成事不足，敗事有余。

另外還有一種人，本想擠進林下之游的圈子，沒有搞成，后來竟反目成仇，肆意報復。這方面有一個最惡劣的典型，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陰謀家鐘會。鐘會出身名門，天賦甚高，理論思維能力很強，精練名理，寫過《四本論》等理論文章，對于《周易》、《老子》也鉆研得很深。只要繼續努力，本來是前途無量的，但他太急于成名成家了，花了很大的力氣攀附嵇、阮以邀時譽。他曾經拿自己的手稿給人看，說是阮籍寫的，大家很佩服，這事后來被揭穿了。他對嵇康尤為緊追不舍，曾經帶了一些朋友去拜訪嵇康。嵇康正和向秀在鍛鐵，中間不能停頓，沒有時間理會他，鐘會只好很沒趣地離去。這時嵇康忽然問他：“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則機智地回答說“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毙睦锢洗蟛煌纯臁＿@故事還有一種版本，說嵇康并不是完全不理他，而是請他坐下來以后再也沒有同他說話?？傊?，鐘會熱情滿滿地登門拜訪卻遭到冷遇，弄得十分尷尬，大丟面子。后來他想請嵇康審讀他剛剛寫成的大作《四本論》，就不敢去見面，也不再帶人，自己一個人去，大老遠地從窗戶里把稿子扔給嵇康。他追星的干勁實在太高了?？上э导茏永洗?，對他的論文未作任何反應。幾次遭到冷遇使鐘會十分惱火，所以后來他一再向司馬昭進讒言，直接導致嵇康死于非命。

作家們地位提高了，就有利于文學的繁榮。一味崇拜富豪，大家都急功近利，忙于求田問舍，文學是肯定繁榮不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