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除海南省兩會正在召開外，全國其他30個省區市均已完成了一年一度的兩會。

《法制日報》記者在梳理了地方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之后發現，各省在報告中均提及了大氣污染防治、水環境治理和土壤治理問題。與此同時，多個省份還重點關注了垃圾分類和治理問題。

“各地對于環保的關注力度，說明環保工作相較過去得到了普遍的重視。輔之以責任追究機制，會給地方官員施加做好環境保護的政治壓力和法律壓力，對地方形成一種激勵機制。”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副教授胡靜近日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

治霾措施明確目標具體

最近幾年，大氣污染防治已成為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高頻詞。今年，同樣也不例外。

去年12月中下旬，我國曾出現過一次大范圍持續重度空氣污染。衛星監測顯示，霧霾的影響范圍一度擴大至17個省區市，面積142萬平方公里，也就是說，超過七分之一的國土被霧霾籠罩。

有著如此“威力”的霧霾，自然成為各個省份的重點關注對象。

在2017年的省級地方兩會上，所有省份都在兩會上表達了治理大氣污染的堅定決心，“精準治霾”“加大力度”等詞匯頻繁出現在各省區市的政府工作報告中。

作為經常被霧霾侵襲的重點地區，京津冀有著不一般的治霾壓力。

作為重化工業占比較大的省份，河北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出重拳治理污染，用重典嚴格執法。河北提出，各地特別是污染嚴重的市縣，都要制定大氣環境質量限期達標、城區工業企業調整退出、工業園區調整、散煤治理、礦山關閉復綠等規劃，明確年度目標，定期公開結果，嚴格考核獎懲。

北京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將“細顆粒物年均濃度力爭控制在每立方米60微克左右”作為全市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之一。除此之外，北京還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列出了幾組數字，彰顯出治理大氣污染的決心，包括完成700個村煤改清潔能源，實施4000蒸噸燃煤鍋爐清潔能源改造，工業企業燃煤設施“清零”，全面淘汰10蒸噸及以下燃煤鍋爐，全年壓減燃煤30%、總量降至700萬噸以內，等等。

天津表示，要繼續深化大氣污染治理，推動燃煤設施淘汰改造，改燃關停7臺煤電機組和380座燃煤鍋爐，全面治理城鄉散煤，嚴格控制機動車和船舶排放污染，加大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和露天禁燒工作力度，關停淘汰落后企業100家，PM2.5年均濃度降幅好于去年，完成國家“大氣十條”目標任務。

事實上，對于包括霧霾治理在內的大氣污染防治，已經被各個省份列為環境治理的頭等大事。

陜西強調，要把治霾作為環境保護的頭號工程，堅持減煤、控車、抑塵、治源、禁燃、增綠六措并舉，大力推進以關中地區為重點的大氣污染聯防聯治。

遭受霧霾侵襲相對較少的廣東省，在整治大氣污染的力度上同樣重拳出擊，表示要深化空氣質量達標治理，全面實施火電、水泥等重點行業企業污染治理工程，加強工業鍋爐污染整治和揮發性有機物專項整治，扎實推進臭氧和PM2.5治理，確保優良天數穩中有升。

中國社科院城市所副研究員張瑩指出，治霾的根本是要治理霧霾涉及的產業，這將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更加強有力的政策支持，來建立一種長效機制。

落實河長制成各地共識

在今年地方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水環境治理被多次提及。值得注意的是，消滅城市黑臭水體、落實河長制成為不少地方政府工作報告的新名詞。

前不久出臺的《“十三五”全國城鎮污水處理及再生利用設施建設規劃》明確，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建成區要于2017年底前基本消除黑臭水體。因此，各省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都針對消除城市黑臭水體提出了比較具體的治理措施。

廣東提出，加強城市建成區黑臭水體整治，推進老城區、城中村、城鄉接合部等區域的截污納管建設，加強廠網配套，珠三角各市建成區基本實現污水全收集、全處理。

四川表示，要在2017年提升五大流域87個國控考核斷面水質達標率，成都主城區全部消除黑臭水體。

河南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在2017年實現省轄市建成區130個黑臭水體基本消除。

作為完善水治理體系、保障國家水安全的制度創新，全面推行河長制是解決我國復雜水問題、維護河湖健康生命的有效舉措。

廣東提出，要全面推行河長制，加快廣佛跨界河流、茅洲河、練江、小東江等流域污染綜合治理，鞏固石馬河、淡水河等整治成果。

湖南省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全面推行河長制，以湘江、洞庭湖為重點，實現全省河段、湖區生態保護與治理責任的全覆蓋，嚴格控制河道采砂，加強沿江兩岸生態建設。

云南省則表示，狠抓環境污染防治，全面推行河長制，加強長江、珠江等六大水系和滇池、洱海等九大高原湖泊保護治理。

江蘇明確，要在2017年要全面推行河長制，加強長江、淮河流域和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推進新時期太湖治理，抓緊實施重點斷面水質和水功能區達標整治。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馬勇指出，水環境治理是一個綜合的工程，除了協調整合水利、環保等多個政府職能部門以外，還要發揮聯動效應，尤其要加大法治保障，支持社會組織開展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徹底改變違法成本低的現狀，讓污染者、破壞者付出應有的法律代價，從而促成環境司法和環境執法形成合力，這對水污染防治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