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楊仁旺愿意，2004年從北京大學畢業時，他完全可以順利在京落戶，按部就班地評職稱、買車、買房，為孩子落好北京戶口，成為家鄉人羨慕的“北京人”。

一切都被他的“理想”打亂了。20歲出頭的楊仁旺北大畢業后返回江西老家的中學執教。他錯過了也許是唯一一次得到北京戶口的機會。

后來，他再次為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而回到北京的中學任教。不在乎戶口的“后遺癥”正在這個年輕人身上逐漸顯現：買車，買房，送孩子上學，都因沒有北京戶口波折重重。

自2013年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之后，戶籍制度改革加快，中國持續多年的戶籍制度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松動，一些小城市的落戶門檻已經取消，但在北京、上海這樣的特大城市，進入門檻正在提高。

到2016年，31個省級行政區全部宣布取消農業戶口，“城里人”和“鄉下人”壁壘分明的二元戶籍制度退出歷史。2014年國務院頒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對中小城市落戶限制“全面放開”“有序放開”，同時考慮到特大城市的“人口壓力很大”，“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

今天，很多正在求職的應屆畢業生發現，拿北京戶口更難了。楊仁旺的學弟伍聲是今年即將從北大畢業的碩士。他畢業班的同學時常談起，北京戶口一年比一年難拿，大家常會感嘆，哪怕早畢業一年，對于拿戶口來說，都有很大優勢。

這些到處打探消息的畢業生注意到，有的單位前一年還承諾能為所有新入職應屆生解決北京戶口，后一年招聘時就變成了“條件優秀者可以解決北京戶口”。

伍聲一度表示，即便月薪只有三四千元，只要能解決北京戶口，他“什么工作都能接受”。

稀缺

曾在弱冠之年為理想而放棄落戶機會的楊仁旺，當年并沒有想到，有一天北京戶口會變得如此稀缺。

他畢業那年，沒有聽到什么政策說要限制北京人口，求職者對戶口的得失心也沒有那么強。

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總隊負責人曾介紹，北京地區用人單位接收應屆高校畢業生戶口進京的途徑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市屬單位接收的學生，由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審批；另一個是中央在京單位、直屬機構、企業接收的學生，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審批。

2014年北京市兩會期間舉辦的“推進首都改革發展”的新聞發布會上介紹，應屆畢業生進京數量的高峰年是2005年，約有兩萬人。此后北京開始調整應屆生進京數量，2008年起降至每年1.5萬人，2010年起則降至每年一萬人。到2014年，上限仍是一萬人，但《北京日報》援引北京市人社局負責人的說法稱，之后會呈逐步趨緊態勢。

這一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將加強人口規模調控列為年度主要任務之一。

也是在這一年，2014年，公安部副部長黃明就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答記者問時提到：“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這個政策導向是非常明確的。”

在北京日益收緊的戶口指標面前，近年發生的多起“倒賣戶口”案件中，北大、清華等名校畢業的“買家”頻頻出現在涉事名單中。

伍聲的一位同班女生建立了500人的求職群。對群里的多數人來說，“戶口是核心焦慮”。

他們的擔心不僅源于人口總量的壓縮，也源于“結構”的調整。在2015年就業工作座談會上，北京市人社局就業促進處處長劉小軍說，為促進實現北京市“以業控人”的人口調控目標，針對部分行業的新增崗位，北京市將鼓勵用人單位更多吸納北京戶籍的勞動者就業。

“京黨碩男”，即北京生源、中共黨員、碩士學歷和性別為男，更容易得到更好的工作機會，是流行在應屆生圈子里的求職規律。能解決北京戶口，也是一份工作“更好”的題中之意。

在求職時，除第一條外全都符合的伍聲本應更有信心。可是，當他和幾個條件比他優秀的同班同學甚至常常連簡歷都沒通過篩選時，他感到“自卑、恐慌、糾結”。

以北京為代表的大城市人口規模控制早已存在。2005年，國務院同意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中確定：2020年北京市實際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在短短四年后，這一目標即已失守。200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數量達到1860萬。

新的目標是：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總量將控制在2300萬人。而今，留給北京市人口增長的空間僅有不到130萬人。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曾公開解釋，人口控制在“2300萬”以內，這個數字主要是根據北京水資源的承載力算出來的。他說，北京現在每年的用水缺口是15億立方米。這個數字接近北京最大的飲用水源供應地密云水庫庫容的40％。

關于北京市控制人口的政策，2014年北京市兩會期間，《北京日報》記錄過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長陳剛算的一筆賬。

“到底北京應該發展多少人口，可能發展到多少人口，本身存在很大的爭議。有人說目前就是極限，有人說還能發展，還有人說你能控制住嗎？”他說。

他這樣算賬：2014年之前的10年間，北京平均每年增加63萬人。對比倫敦、紐約、東京，北京的速度是它們的5到10倍。如果這樣的增速繼續，意味著10年后北京需要增加近500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建1.3億平方米住房，要增加交通出行550萬人次，“相當于整個倫敦現在的全部出行量”；每年要增加6億立方米水的消耗，相當于南水北調進京水量的一半……

“不說它合理不合理，可能不可能，就是如果我們現在不有所作為的話，這個代價能不能承擔？”陳剛反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