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與印度喀拉拉邦歷史研究委員會（Kerala Council for Historical Research）正式收到印度國家考古局（Archaeology Survey of India）批復，獲得了2017年度印度喀拉拉邦奎隆港口遺址（Kollam Port Site）考古發掘項目資質。自此，印度奎隆港口遺址中印聯合考古發掘工作正式啟動。

奎隆港口位于印度西南沿海，是喀拉拉邦（Karela）境內位列柯欽港（Cochin Port）之后的第二大港口。2014年2月開始，港口擬對碼頭長度和深度進行擴建，在中部偏北的靠岸位置開始向下挖沙，挖深至水下約4.5至8米深處，沙土中發現大量陶、瓷及金屬質文物。喀拉拉邦歷史研究委員會（KCHR）對此高度關注，遣專人對遺址進行了調查，并對出水文物進行了跟蹤收集。

迄今，奎隆港口遺址出土的陶、瓷殘片已約萬余件，金屬文物約千余件。其中，數量最多的是印度本地生產的紅砂胎陶器。印度本土以外的文物，還包括可能來自地中海地區的彩色玻璃裝飾物，以及來自伊斯蘭地區的銅錢、孔雀藍釉陶器。同時出土的中國文物，包括500多件瓷器殘片，以及1300多枚銅錢（含殘件）。其中瓷器殘片包含產自浙江、江西、廣東、福建等省的產品，年代約在10至14世紀。銅錢紀年自8至13世紀。這是目前奎隆港口遺址出土的年代序列較為明確、來自同一國家的唯一一批文物。

根據印度歷史學家的考證，今天的奎隆港口始建于9世紀中葉，港口遺址新出土的幾枚注輦王國（Chola Dynasty）錢幣可印證其時奎隆屬注輦國管轄。《宋史》卷四百八十九記載，西南印度的注輦國有部落名故里，其名稱與位置均與今天的奎隆（Kollam / Quilon）相近。奎隆港口發現的大批來自9世紀以后的中國陶瓷及錢幣，可以為確認奎隆港口遺址的年代、性質及其與古代中國的關系提供重要實物參考。

除出土印、中文物外，奎隆港口遺址還出土有一定量的來自地中海、伊斯蘭地區的文物。其中，有幾件孔雀藍釉陶器殘片，與福建劉華墓出土的孔雀藍陶瓶基本相同，年代不晚于10世紀中葉。這一現象表明，奎隆港口遺址是一處海上貿易的中轉站，而非僅是中印貿易的終點，這也為勾勒10世紀以來印度-地中海區域的航線提供了重要線索。

故宮博物院與喀拉拉邦歷史研究委員會（KCHR）的考古交流與合作項目開啟于2013年，并被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度政府2014-2015年度文化合作項目》。迄今，雙方已進行了為期三年的考古研究交流合作。其間，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人員組成的工作組于2014年至2015年間三度赴印，與KCHR會在印度沿海遺址考古調查與發掘、陶瓷標本科技檢測研究等方面開展了多項具體合作。2016年10月，故宮博物院邀請KCHR工作組訪華，在故宮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田野考古及實驗室考古交流培訓工作，并前往景德鎮瓷器窯址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實地調研。

2017年度奎隆港口遺址考古工作，將由喀拉拉邦歷史研究委員會（KCHR）、喀拉拉邦大學（University of Kerela）、故宮博物院三方組成聯合考古隊，進行包括考古調查、試掘及正式發掘在內的全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