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進“中國制造2025”中,產業政策如何發揮指引作用?有種論調提出,產業政策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應當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對此,更多理性的學者指出“一味反對產業政策是不負責”,經濟升級和轉型發展需要產業政策的支持。

我們知道,經濟學不是哲學,理論的自洽性不能簡單地依靠邏輯推演和模型演繹;經濟學是致用之學,不能盲目相信乃至套用所謂西方理論的說法,而要看實際的做法與經驗得失,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尋求答案。

事實上,當今所有的發達國家在趕超時期都積極采取了干涉主義的工業、貿易和技術政策,以促進幼稚產業的發展。有產業政策未必成功,但沒有產業政策,經濟發展必然不成功。

英國的變革

從出口羊毛到成為帝國

英國作為現代自由放任學說的思想發源地,被一些人視為沒有采用國家干預政策而發展起來的國家。但透視歷史,我們可以發現,這不是事實。

很長一段時間里,英國都是一個相對落后的國家。1600年前,英國從歐洲大陸進口技術,依靠向當時更先進的“低地國家”出口羊毛及少量低附加值的羊毛紡織品獲取收益。愛德華三世是有意致力于發展英國羊毛紡織業的功臣。為樹立榜樣,他本人甚至只穿英國的紡織品,建立羊毛貿易中心,禁止進口羊毛紡織品。后來的都鐸王朝更是進一步采取了一系列促進英國毛紡織業發展的政策。

1719年,笛福寫出了《魯濱遜漂流記》這樣一部聞名世界、影響很大的文學名著,成為英國現實主義的開端之作。但很少人注意到,他也寫過一部經濟學著作《英國商業計劃》。書中具體描述了英國如何從一個高度依賴向“低地國家”出口羊毛的國家,變成世界最強大的羊毛加工國家。因此,如果《魯濱遜漂流記》可視為英國向海外擴張和從事殖民掠奪的藍圖,那《英國商業計劃》 就算是規劃英國如何成為帝國的具體行動綱領。

正是有著這樣的藍圖和行動綱領,1721年英國立法改革確立了以提升制造業為目標的產業政策。其基本原則是,必須保證廠商在國內免受國外制成品的競爭,必須保證制成品的自由出口,并盡可能給予獎勵和補貼。

正是有了此后50多年的產業政策推動,最終夯實了英國的工業領先地位。之后,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才開始鼓吹自由貿易,希望英國通過自由貿易將優勢地位轉化為更多的全球獲利,而不是真心幫助后發國家搭建所謂發展梯子。恰恰相反,英國此時需要的是剪后發工業國或農業國的“羊毛”而已。

美國的崛起

從零星工業到GDP第一

美國從1776年建國至今只有200多年的歷史。今天,美國的GDP總量位居世界第一,而其人口大約只是世界的5%。事實上,美國的騰飛是很晚的事情,一直到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才擠上發達國家的列車。

美國立國之初,不少學者建議應該依賴農業、忘記制造業。但現實情況正好相反,美國工業發展的過程中,產業政策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在英國統治下,美國不被允許使用關稅保護新興工業,并禁止出口與英國相同的產品。殖民當局甚至對美國生產什么產品,也作出了具體的規定。當英國的權貴聽說美國正在出現新興工業時,給出的意見是“英國殖民地就是一個馬蹄釘也不允許生產”。當然,英國的政策比這個評論還是略微仁慈點,允許美國有零星的工業,但絕對不允許有高技藝制造產品。

美國的智者并不甘心于這種格局。1791年,漢密爾頓向美國國會遞交 《制造業的報告》。他呼吁,美國要一個龐大的計劃來發展工業,并應該保護自己的幼稚產業免受外來競爭,直到它能自立之時。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發展工業的政策措施,包括關稅、補貼、發明獎勵、生產標準和交通基礎設施等。

應該說,漢密爾頓為美國的崛起提供了指引,也為美國現代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因此,他被稱為塑造現代美國的人。而如果當初美國采納托馬斯·杰斐遜的建議,可能至今只是一個弱小的農業國或者所謂“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體”。

今天,美國新能源產業、信息產業、生物產業及航空航天產業等,都得到了政府政策的鼎力支持。盡管美國人自己很少講產業政策,但只要看看美國總統的國情咨文和預算報告,就不能否認美國實際上存在著產業政策。

當然,也確實有不少學者將市場原教旨主義奉為圭臬,美國人也自詡“自由主義的燈塔”。這種思潮正讓美國社會深受其害。今天的美國,工業持續失血、實體經濟逐漸被抽空,經濟疲軟和藍領階層大量失業,引發貧富對立、種族矛盾。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才促成了特朗普的“逆襲”成功。

蘇聯的經驗

從遍地凋零到工業強國

20世紀初期,蘇聯經濟可以說是遍地凋零。好在實行了新經濟政策等一系列政府主導戰略,逐步扭轉了這一格局。到斯大林時期,更是通過政府主導將產業政策優勢發揮到極致,實現了重工業的優先發展,由此奠定了蘇聯強大的工業和國民經濟基礎。

至1940年,蘇聯的生鐵達到1500萬噸、鋼達到1830萬噸、煤達到1億6千萬噸、石油達到3100萬噸、商品谷物達到3830萬噸、棉花則為270萬噸,其工業產量占當時世界工業總產量的17.6%,成為第二大工業國。可以說,正是由于一系列產業政策的推動,蘇聯僅用20多年時間就迅速發展為可與美國比拼的工業強國,并讓西方世界在半個世紀時間里為之顫栗。

然而,到20世紀末期,蘇聯放棄了道路自信,轉而在解體之后由俄羅斯等國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行進之路。可結果并不令人滿意,甚至狀況越來越糟糕。俄羅斯至今衰退勢頭持續,看不到恢復的明顯跡象。俄羅斯總統國民經濟和公共管理學院推算,2016年有50%的俄羅斯公民屬于窮人行列。真是令人唏噓!

中國的騰飛

從“一窮二白”到新常態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臨著“一窮二白”的局面,甚至連一個螺絲釘都無法獨立生產,更不用說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正是依靠一系列產業政策,通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我們建立起了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特別是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弱國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且還保持了較好的發展節奏和趨勢。這里面,產業政策功不可沒。

舉例來看,現在中國高鐵正穩步走向世界,高鐵的全部核心技術和有關知識產權均被我們掌握。在國內,我們正把高速鐵路建往四面八方,總里程已占全球的60%。中國高鐵產業的騰飛,與2004年1月通過的中長期鐵路網規劃密切相關。試想如果沒有國家的高鐵發展產業政策,而是任由市場自行發展,我們的高鐵網絡恐怕不知何時才能建成。

哈佛大學教授羅德里克有句經典告誡:相同的經濟學,不同的經濟政策。當我們認真梳理歷史和當下變化時,可以更清醒地意識到中國道路和中國經驗的價值所在。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現有產業政策確實在某些方面、環節存在不相適應的地方,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予以相應調整。這樣做的目的是提高產業政策的精準性、有效性,既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蓬勃發展,又注重新技術和新業態,全面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實現新動能發展壯大、傳統動能煥發生機。從這個意義上說,籠統和絕對地拒絕乃至反對產業政策,對于認識和解決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問題并無裨益。

總之,對于一個國家特別是大國的經濟發展而言,產業政策和宏觀調控不僅非常有必要,而且還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助推“中國制造2025”,我們需要的是“建設性”的意見,而非“顛覆性”的判斷;需要更多、更適宜的產業政策,而不是相反。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