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線執法滿25年可提前退休

針對警察的“服務年限與退休”,修訂草案稿明確規定:國家根據人民警察的崗位、職務,分別規定不同的服務年限和最高任職年齡。從事基層一線執法執勤工作滿二十五年或者在特殊崗位、艱苦邊遠地區從警滿二十年的人民警察,本人自愿提出申請,經任免機關批準,可以提前退休,并享受正常退休的待遇。

“可以說,這一規定是對人民警察職業高風險、高付出工作特點的一種回報。但是,此項法律規定的補充細則需要不斷完善,要注意避免出現民警退休后,隨著各種補貼的全部取消,工資收入銳減,造成提前退休的民警會因繳納年限縮短而減少養老收益的狀況。”詹偉說。

詹偉指出,只有退休民警的工資待遇能夠有所保障,才能使提前退休成為民警的一種特別福利,使打拼了一輩子的民警退休后真正獲得榮譽感、幸福感,同時也可對立志從警的青年起到導向作用。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余凌云認為,人民警察承擔著打擊違法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等多項重要職能,而絕大多數任務由基層公安機關承擔,不僅要追得上、打得贏,還得說得過、判得明。基層民警提前退休不僅是從優待警的體現,也是加快內部血液循環、增強整體戰斗力的現實需要。

規范執法防止警察權被濫用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黎津平指出,一段時間以來,部分民警濫用執法權釀成公共事件,備受爭議。為此,修訂草案稿第一條“立法目的”和第七條“法治原則”,對警察規范執法提出了要求。

修訂草案稿第一條規定:為了規范和保障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職責、行使權力,加強對人民警察的監督,建設高素質的人民警察隊伍,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修訂草案稿第七條規定:人民警察必須以憲法法律為行為準則,尊重和保障人權,嚴禁濫用、超越權力。人民警察實施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應當嚴格遵守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

詹偉注意到,修訂草案稿第五章“執法和監督”共有13條規定,比現行人民警察法中的相應規定多出了7條,由此不難看出該章節的重要性。

詹偉指出,嚴格依法履職、依法搜集證據、尊重和保障人權、執法規范和公開等內容,均是對警察權力行使的約束和規范,充分體現了人民警察必須嚴格按照法律、法規的規定行使權力,不得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特別是第八十五條規定,人民警察要嚴格依法履行職責,不得越權、濫用權力,不得拒絕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職責,不得侵權。這個規定在現行法律中是沒有的,或者說沒有這么明確的規定。就是說,人民警察必須在法定框架內嚴格履職,法律沒有規定的不能做,法律規定應該做的必須要做好,而且不得拒絕、拖延,否則就是違法。”詹偉說。

詹偉認為,這樣以法律的方式對警察的職責權限明確了邊界,由此,也使一些非警務活動受到限制,使警察可以騰出手來,依法專司打擊違法犯罪、保一方平安等職責以內的事。

此外,“執法和監督”章節還進一步加強了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尤其是強化了警察作為執法者的主體責任。

“修訂草案稿將‘防止警察權被濫用、防止冤假錯案’落在了實處,使得監督變得具有可操作性。在加強執法監督的同時,要求公安機關設立投訴委員會,受理核查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投訴,依法維護投訴人和人民警察的合法權益。這樣,就把公安機關的督察和保護兩個制度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剛柔相濟,既體現了對執法者權力的約束,也彰顯了對執法者權益的保障,努力做到權利與義務的平衡。”詹偉說。

調解民間糾紛職責仍存爭議

長期關注警察工作的詹偉,經常與一些基層民警打交道。在她看來,修訂草案稿中將“調解處理民間糾紛”列入公安機關的職責范圍,仍然有待商榷。

詹偉認為,民間糾紛的范圍非常大,有婚姻糾紛、財產糾紛、勞資糾紛、土地糾紛等。如果新法對此界定不明確,就會造成警察職能過寬,越俎代庖,不僅沒有從“四有四必”(有警必接、有難必幫、有險必救、有求必應)怪圈里解放出來,還成了“有困難找警察”的又一個翻版。

詹偉指出,矛盾糾紛調解處理是一項很專業的技能,司法行政機關專設民間調解職能,承擔著“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參與調解疑難、復雜民間糾紛”“組織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工作”“協助基層政府處理社會矛盾糾紛”“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負責社區矯正工作”等9個方面的工作。

在詹偉看來,調解處理民間糾紛的工作目前已有相關的職能部門負責,如果把這一工作列入到公安機關的職責范圍,必須對其內涵和工作內容作出明確規定,否則,很容易因為“外行人辦內行事”而漏洞百出,最終受損失的是老百姓,受委屈的是警察,受到不良影響的是黨和政府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