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問1

個人是否可以發起募款求助？

法律對個人求助行為沒有禁止性規定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認為，在慈善法實施之后，羅爾“賣文救女”事件十分典型，“這是一個家庭的求助行為，帶有一定的募款性質，但是是為自己而非別人，在法律意義上來說不應禁止，對于個人求助行為法律不好管。”

按照《慈善法》規定，不具備公開募捐資格的組織或者個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與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合作，由該慈善組織開展公開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但法律對個人的求助行為并沒有禁止性規定。

王振耀稱，網絡募捐中為別人募捐，是公共募捐行為，是慈善法要管理的內容，這與個人求助的區別在于是否只為自己。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培峰也同意這一觀點，他認為羅爾此舉屬個人救助行為，法律沒有禁止，一般意義上來講沒有問題?！暗沁@跟日常的個人救助不同的是，他沒有直接向你求助、讓你捐款，而是讓你轉發，把個人救助行為和商業組織的營銷行為聯系在一起了”，劉培峰稱，對于這種商業組織通過慈善來營銷的行為，目前來看慈善法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如果沒有明顯的欺詐行為且商業組織信守承諾，也是沒有問題的。

“過去個人的求助是面對面的、直接的，但自媒體時代，事件擴散范圍更大，當超出可控范圍時當事人應該盡可能地提供更多信息供人判斷”，劉培峰對此表示。

追問2

商業組織介入事件是否恰當？

專家稱會讓慈善復雜化，應通過慈善組織來完成

據媒體跟進報道，羅爾在接受采訪時承認自己有3套房，女兒羅一笑的治療費用在9月和10月醫保差不多報銷70%以上，自己大概支付2萬塊錢左右。對于這一“反轉”，當初不少在朋友圈轉發的朋友并不買賬。羅爾表示，自己總得有個住的地方因此沒有賣掉深圳的房子，東莞的兩套房子房產證還沒辦下來，因此無法交易。

小銅人公司創始人劉俠風稱，2014年至2015年，羅爾分別在東莞買了兩套房但由于未交房，現在只能收租，無法交易，羅爾每個月收租金5249元，要還房貸5200元。另外從今年年初開始，羅爾就只有基本工資(4000元)，而且羅一笑出事時(9月)，有4個月沒有發工資，十月份才有補發。羅爾的老婆則一直沒有收入。

對此劉培峰稱，此事從第一個層面上來說，羅爾個人求助和商業組織的營銷行為在法律上并沒有明顯問題，第二個層面上可以探討的是，今后此類的求助行為是否可以通過慈善組織或平臺來進行，“我認為一個白血病的孩子需要救助和有3套房之間并沒有直接的邏輯關系，即使有3套房也存在是否能迅速變現的問題，對于個人救助不應該一棍子打死?！?/p>

劉培峰特別向記者強調，商業組織的介入讓原本“面對面”式的救助關系變得更顯復雜，但是公眾在這個過程中也有進行判斷的義務。

王振耀向記者表示，從最終羅爾表示跟民政局接觸希望成立救助白血病患兒的基金來講，方向并沒有錯，只是中間過程可以更加完善。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對于已經超出治療費用的捐款，羅爾有沒有處置權？上述兩位專家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從理論上講捐贈之后，羅爾作為被捐助對象的監護人有權處理，關于處理的方式，慈善法中提及了“近似性原則”，即可以用于與捐款目的相類似的機構或者活動。

追問3

“新型”網絡籌款形式誰來監管？

專家稱暫無法律規制，平臺方應承擔更多監督責任

盡管“羅爾募捐事件”存在其特殊性，但是無論是眾籌還是打賞等籌款形式，在新的互聯網時代層出不窮。在線咨詢平臺“融美眾籌系統”發布的《2016中國互聯網眾籌行業發展趨勢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12月底，全國有354家眾籌平臺，目前303家正常運營。

北京華訊律師事務所主任張韜律師認為，“小銅人”公司將捐贈數額與文章閱讀瀏覽量掛鉤，作為宣傳推廣的一種方式，雖然此行為本身并不違法，但需要符合社會道德標準。此時，由“小銅人”公司直接對受捐贈人進行捐贈，但受捐贈人消費的是網友的“愛心”，受捐贈人就應當披露其需要捐贈的原因和真實情況，給社會公眾一個交代。如果受捐贈人為此事專門開通了微信“打賞”功能，則涉嫌變相獲取捐贈，其也應當披露真實情況，對社會公眾負責。

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金融部合伙人劉進一表示，盡管目前互聯網公益眾籌的形式有多種，但在本質上屬于慈善行業，應遵守國家有關慈善法律法規，但在目前的法律環境下，公益眾籌暫時不受眾籌方面的法律規制。在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中，對眾籌作出原則性的規定，并提出“不得誤導或欺詐投資者”。新京報記者發現，這一指導意見中，并未細分眾籌種類，亦未涉及公益眾籌。

在網絡法律專家劉德良看來，個人通過朋友圈或者微信公號提出求助，通過朋友圈層層轉發后，已突破了熟人的范圍，具有一定的“針對不特定公眾募捐”的特征，因此，作為平臺方，應當承擔更多的善款使用監督責任。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曾對媒體表示，目前網絡公益募捐項目缺乏相應的監管措施，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容易出現各種問題，這就要求負責公益眾籌的平臺認真核實信息的真實度，并且要將捐助款的去向和用途公之于眾，保證所有過程公開透明。

追問4

相關平臺是否具有合法的募捐資質？

網絡上的“打賞”、“贊賞”可認為屬民法上的贈與行為

北京輕松籌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副總裁于亮曾對媒體表示，個人發起求助信息，為了給自己或直系親屬治病，信息只在朋友圈內傳播，不在《慈善法》規制范圍。

但“羅爾募捐事件”的特殊性在于羅爾和小銅人公司之間存在協議，而羅本人的文章也以微信打賞的形式獲得公眾錢款，羅也未在文中提到募捐內容，形式上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公募”。北師大亞太網絡法律研究中心劉德良主任認為，募捐是基于不特定公共利益目的，向不特定的人謀求捐贈的行為。網絡上的“打賞”“贊賞”，可認為屬民法上的贈與行為。

以時下最流行的網絡眾籌形式為例，主要分為三種發起模式:直接發起模式，即本身具有公募慈善組織的資質，直接以自己名義在網絡平臺上發布公益眾籌項目；搭建平臺模式，即有資質的慈善組織通過平臺發布公益眾籌項目，資金進入慈善組織賬戶的模式；項目掛靠模式，不具備慈善組織資質的個人、法人或其他組織通過與慈善組織合作，以慈善組織的名義開展互聯網募捐活動，資金進入慈善組織賬戶的模式。

對于羅爾還通過收紅包方式獲取一部分善款，北京華訊律師事務所主任張韜表示，受捐贈人應當保證其病情等情況的真實性，二是需要披露自己的真實經濟狀況，即其因此等情況發生經濟困難需要得到幫助。若受捐贈人存在故意虛構事實或者隱瞞上述情況之一時，就涉嫌詐捐，不但違反《慈善法》的規定，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時還涉嫌構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