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美術界都知道了基弗的事件，藝術家們在“基弗在中國”展覽開幕的前兩天炮轟主辦方，并要求取消展覽。而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作為展覽第一站的落腳點，預熱了大半年，促成這件事之后也面臨著質疑。對于這件事情，我一直在想，真正的問題出在哪里？

圍繞這個事件，首先是展覽方到底有沒有和基弗及其工作室取得過聯系的問題？通過近幾日各方的回應基本可以確定的是，在展覽之前各方肯定是聯系過的，但就聯系的結果來看是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這點從基弗本人、倫敦白立方畫廊、德國貝爾藝術中心、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各自發布的言論和公告中可以查證。顯然，雙方并沒有就展覽問題達成一致，以至于基弗還曾經寫信給組織者澄清自己的立場，表示并不支持這個展覽。稍后基弗在17日的《藝術新聞》（英文版）題為“藝術家安塞爾姆·基弗（Anselm Kiefer）要求取消本次‘基弗在中國’個展”的新聞中提到，他對這個展覽是“失望的”，展覽并沒有得到本人的“同意”。

藏家、展覽權與法學邏輯

現在的問題也就從“展覽諸方有沒有與基弗進行過溝通”變成了“基弗知道這件事情，但并沒有同意這個展覽”。從藝術家的角度來講是可以理解的，也許基弗本人有著對作品更高的要求，或者他不認可德國貝爾藝術中心有資格發起一個關于自己的展覽，當然也可以懷疑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的展覽能力和學術能力。這些都是藝術家的自由。

然而，如果“基弗并沒有同意這個展覽”，那么展覽能不能展？這首先是一個法學問題。關于這方面的討論，有幾篇文章也已經講得很詳細了，但是有一些還是可以進行補充說明。比如，我們應該從基弗身上稍微移開一會兒，回到藏家和展覽權。我們現在說的展覽權的問題實際上是著作權法/版權法附帶。著作權一直以來都是一種弱產權，但是有一點是非常重要，著作權法并不是僅僅保障作者的法律，而同樣是一部保障購買者的法律。比如說1709年世界上頒布的第一部著作權法《安娜法》，該法的全稱為：《為鼓勵知識創作而授予作者及購買者就其已印刷成冊的圖書在一定時期內之權利的法》。就這個全稱來看，它說明了兩點，一是保護作者權益，二是強調購買者能夠行使的經濟權力。

大部分國家在提到藝術作品的所有權歸屬時都會涉及展覽權的問題。這其實是一項保護藏家可以對其購買的藝術品進行分享的基本的權利。中國《著作權法》第18條規定：美術等作品原件所有權的轉移，雖然不能視為作品著作權的轉移，但美術作品原件的展覽權由原件所有人所享有。包括這次事件中的德國，其《著作權法》第44條第2款規定：“美術作品或攝影作品的原件的所有權人有權將該作品進行公開展覽，即使該作品尚未發表，除非作者在出售原件時明確禁止對其進行展覽”。藝術作品所有權人的展覽權是應該受到保護的，如果限制了所有權人對藝術作品的公開展示的權力，那么這會直接導致作者對其藝術作品的壟斷。這剛好也說明這個展覽的問題，如果基弗已經被告知有這么一個展覽，基弗有兩種選擇：一是可以跟藏家或者主辦機構溝通，他可以覺得這個展覽并不符合他的要求并以此提出異議或建議，這是基弗的權利。二是回避，明確地與這個活動拉開距離并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但是基弗絕對不可以在展覽開幕前兩天提出來說：我反對這個展覽，我要求取消這個展覽。在這件事情上基弗做得并不地道。你可以不同意別人的表述，但是不能干預所有權人對自己擁有的作品進行表述。換個角度來說，通過這幾日事件的發酵，現在已經可以確定這個展覽的組織方和藏家都是反復邀請過基弗參加的，現在的問題是，無論什么原因，基弗背后的畫廊聯盟捆綁著基弗并不想讓這個展覽進行下去。于是藏家在與各方溝通未果后說：“抱歉我簽了展覽合約。但我不想讓這些作品只是被儲藏在倉庫中，我想要它們被展出。作為一個收藏家來說，我想讓這些作品展現給中國的觀眾”。這個態度也表明藏家對渴望行使藏品的展覽權的聲索。換句話說，基弗通過對作品的出讓已經換取了實際的經濟利益，那么我們就不應該將注意力盯在基弗的反對上，而是要將注意力轉移到藏家的利益上，明顯，這個事情可能會引發新的關于買賣雙方的道德危機。

誰的道德

“基弗在中國”的展覽如果在法理上不存在問題，而“基弗并沒有同意這個展覽”，那么央美美術館應不應該展出這個展覽？有人把這個問題歸結為美術館倫理問題。實際上這個問題并不成立。因為“基弗展覽在法理上不存在問題”與“基弗沒有同意這個展覽”根本就不相關聯，“基弗展覽在法理上不存在問題”只和“作品的所有權人（藏家）展不展出作品”有關，而和同不同意無關。那么這件事牽不牽扯到道德問題？毫無疑問是有的，問題的關鍵是和誰的道德？美術館作為協議的簽署方之一，首先對契約有道德，有義務承擔契約責任，有道德義務做好這個展覽、并對這個展覽的學術性把關。從這個角度來講，這種道德義務確實與基弗本人沒有太多的關聯。其次要尊重藝術家，只不過，這種尊重不是通過基弗的同意和授權才能建立起來的。不能說基弗拒絕了這個展覽，那么展覽的組織方就沒有尊重藝術家，這又是近幾日熱炒的一個經不起推敲的邏輯。

一個美術館應該有自己的學術標準，這個標準首先不能夠被一切外在權力話語所干涉。當然，對各方的尊重也是美術館最基本的態度。如果追根溯源的話，中央美術學院也是最早對基弗進行翻譯引進的美術院校之一。正是對基弗懷揣著巨大的熱情，并認可其在美術史上的價值，才促成了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今日對基弗的展覽。這方面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的聲明中，也再一次得到強調：

“作為‘基弗在中國’展中國合作伙伴之一的中央美院美術館，本著對基弗先生的高度敬佩和對他藝術成就的認知，也本著引入這一無論是藝術性或學術性都極為嚴肅和意義重大展覽的意愿，接受了德國主辦方策劃和籌組的這一展覽項目，并作為中國巡展的第一站。”

在我看來，無論事件的各方持哪種立場，除非有充分的證據顯示這是一場有策劃有預謀的陰謀，否則還是應該回歸到理性的狀態。包括這次白立方對基弗事件發表的聲明：

“我們非常震驚地發現中國可以不顧藝術家的反對而執意展出基弗的回顧展。基弗其余所有的展覽都是通過他許可的。我們證實，藝術家本人不會以任何方式支持或同意這次展覽，更不會出席跟展覽有關的活動。”

我不清楚白立方有沒有權力代表基弗發表這樣一個聲明，或者一個商業性畫廊有沒有資格決定一個非盈利的學院美術館進行什么樣的展覽？但無疑這有著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但白立方清清楚楚地把事情說出來也就不是什么陰謀了。畫廊以營利為目的也是完全可以擺在桌面上的，但作為非營利性機構的美術館要對自身的學術判斷負責，這也是不容藝術家或者畫廊體系所左右的。中國的美術館和畫廊在這方面還有很多的路要走，但從一個健康良性的角度來看學術與商業必須是兩分的。在這方面，關于這次事件各方面的起底也已經有好幾篇文章，包括批評德國貝爾藝術中心和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的文章，這些文章也是站在各個角度敘述，如果讀者有興趣可以慢慢分析這其中的恩怨和利益糾葛。

“學術”的關鍵

我們要能夠拎清楚法理和倫理的問題，也要認真對待學理的問題。這其中，一是藝術展與商業展的分野；二是如果沒有經過藝術家同意，做這樣一個藝術家的展覽是否具有研究的有效性？

如果一個美術館對接了商業性機構進行展覽策劃，就是商業展嗎？這不是決定性的。以中國為例，公立美術館每年所能拿到的公共財政撥款十分有限，而對民營美術館而言這部分的經費基本是沒有的。中國的美術館想要維系運營，必然要跟企業、機構或者私人贊助商進行融資和洽談，其實國外也是這個樣子。美術館做一個學術展的問題不是錢的來源問題，而是拿到這部分錢之后是不是要接受什么附加條款；贊助方有沒有干預美術館的學術運營；以及美術館的專業程度能否支撐起來展覽的敘事和研究，這就涉及到美術館的策劃、展示、收藏、學術研究、和公共教育等各個領域。比如央美美術館這次對接的是一個德國主辦方，現在有人認為這可能是一個商業性機構，而且對這個機構各方面的傳言也很多。在這方面，央美美術館可能存在一些自己的問題。但作為一個展覽而言，如果合作方有意愿，而且拿出的作品比較系統，并且愿意投入資金去促成這個事情，那么美術館為什么不能和他們進行合作？只要不干涉美術館的學術性，這對民眾和研究者來講也都是一件善事。至于這個展覽到底學不學術，那就要看這個展覽本身，以及美術館在開展之后要怎么繼續展開對基弗的研究了。

最后，我想從藝術史和理論研究淺談一下基弗“在與不在”的問題，因為最近網上對這方面的討論也比較多，很多人也認為如果沒有經過藝術家的同意，甚至是藝術家拒絕出場，那么做這樣一個展覽還有什么研究的有效性？其實這也是一個陷阱。基弗“在與不在”與“能與不能研究”是兩個問題。基弗在，確實是多了一層符號的出場，他對整個展覽的宣傳和完整性來講肯定是好的，并且也能提供一種創作經驗和對自己作品的解讀。但是作為一個研究者，基弗如果不在，我們依然可以通過理論的方法對他進行研究，畢竟基弗的價值和意義不是通過他本人的出場而出現的。“基弗并不能夠代表基弗”，他已經成為一個文化現象，在歷史和社會的演進和發展中不斷變幻出新的形態。基弗拒絕出場，這表明了他的態度。那么學術研究同樣有著不被某一個個體的行為所左右的標準和態度。這也就是說，基弗“在與不在”在研究上根本不是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