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對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稍有了解的國人，大多都知道張騫通西域、玄奘西行、鑒真東渡、鄭和下西洋，知道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及其游記讓西方人充滿對神奇東方的向往。但大多數中國人，或許并不了解意大利人利瑪竇，不知道正是由于他以及一批來華傳教士的努力，使得西方世界在新航路開辟之后認識了一個文化深厚的中國，也讓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關注一個不同文化的西方，正是他們開啟了一個中西文化在精神層面雙向交流的時代。

利瑪竇畫像 光明圖片 視覺中國

利瑪竇時期的西方科技書籍 光明圖片 視覺中國

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馬切拉塔的利瑪竇，攻讀過法律、哲學、神學、數學等多門學科，是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學者。他25歲時隨教團遠赴印度傳教，并于明朝萬歷11年（公元1583年）來到廣東肇慶。接下來的27年間，他輾轉中國各地，研習翻譯中國文獻典籍，傳播西方近代科技。1610年，利瑪竇病逝，葬于北京。

今年11月18日至19日，來自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美國等10個國家及中國內地、港澳臺知名高校的120余名學者聚集在北京行政學院，憑吊長眠于院內“利瑪竇和外國傳教士墓地”的包括湯若望、南懷仁等在內的60多位來華傳教士，參加“相遇與互鑒：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品味400多年前中西文化相遇交鋒、交匯融合的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這是近幾年在中國舉行的同類國際性會議中規模大、規格高、水準高的一次學術盛會。

在中文學術范圍內，對利瑪竇的研究已有百年歷史，而對研討會主辦方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和承辦方《北京行政學院學報》編輯部來說，舉辦這次跨國界研討的初衷是在廣闊的全球化視野和世界歷史框架中，理解中國文化的內部發展與外部傳播的關系，探尋近代史上以利瑪竇為代表的一批傳教士的“文化互鑒”精神對當今中西文化交融發展的借鑒意義。與會專家指出，利瑪竇之所以能被稱為“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人”，歸功于他一直秉持的“文化互鑒”精神。

互鑒，就要適應本土文化。北京行政學院研究員高壽仙介紹，利瑪竇等傳教士最初來到中國，無疑是想向中國人傳播“福音”。但那時的中國文明已高度發達，利瑪竇發現“因為中國人的自豪，使他們不易接受該民族中亙古未聞的外國宗教”，在這樣的國度傳教并不容易。不同于在其他國家直接傳教的方法，他在中國采取了“文化適應”策略，在“神父”這個角色之外，還要做一個科技和文化的“傳播者”。

利瑪竇主動順應中國文化習俗，取漢名、習漢語、行儒禮、著書立說，做一名儒士。這種做法受到當時許多本土名流的認同，使他有機會與中國知識分子一起探討中國哲學思想、傳統文化，有機會向他們介紹西方近代科技。《幾何原本》《測量法意》等重要科技著作的翻譯工作，就是在徐光啟等人的協助下完成的。

互鑒，就要平等對話。15世紀后期，西方開始進入大航海時代，全球貿易興起。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張西平認為，這一輪西方文化的擴張充滿腥風血雨，而到了中國則呈現出不一樣的面貌。面對經濟、文化強盛的中國，一些西方人不得不“破例”，采取平等對待、和平接觸的方式。相互學習、相互尊重、相互傾慕，成為那個時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特征。

在平等對話的環境下，利瑪竇及他以后的一些來華傳教士與當時具有國際視野及先進思想的中國人合作，干了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一是“西學東漸”，傳播西方科技，將歐洲近代文明介紹給中國；二是“中學西傳”，鉆研翻譯中國典籍，將中國文化介紹給西方。僅利瑪竇翻譯的中文著作就有二十幾部，甚至連《洗冤錄》這樣的中國法醫學專業著作也被他們翻譯成了西方語言。

或許利瑪竇自己都沒有想到，幾百年后中外人士特別是中外學界紀念他的原因，不在于他是學界公認的近代基督教會來華傳教的先驅之一，而在于他被學界視為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在于他作為科技文化“傳播者”所具有的文化互鑒精神對中西文化交流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這段不同文明之間平等對話、相互學習的故事，在人類歷史上并不多見。北京市委黨校科研處處長、《北京行政學院學報》主編鄂振輝認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同時深入影響到雙方思想和文化進展，又同時具有極大當代意義的歷史僅此一段。在全球文化交融發展的新環境下，時代需要學術界為人類的發展問題給出答案、指出方向，當代的中國學者具備了前人所不具備的國際視野、交流環境等優越條件，不僅應該用新眼光、新觀點去深入研究這段歷史，而且應在更為廣闊的學術、科技、文化等多方面合作交流的大時代背景下，秉持和發揚這段歷史本身所蘊含的文化互鑒精神。這才是我們今天紀念利瑪竇的最大意義所在。（記者 彭景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