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美國大選結果塵埃落定已然兩周,但各方針對特朗普和希拉里之間勝敗原因的理性分析以及對大選結果的情緒表達依舊沸沸揚揚。

在這場被稱為精英與“草根”的對抗中,民調結果與現實大相徑庭,不禁讓人疑惑:美國輿情“跑偏”背后,什么被忽視了?對當前網絡時代的輿情把握和分析,需要怎樣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在全球化進程日益加深的今天,我們又能從中獲得怎樣的啟示?記者專訪了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海外人才信息研究中心主任高子平和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管理學博士胡雯。

青壯年失業率成勝選依據

解放周一:相較于美國主流聲音對大選結果的“震驚”和“失望”,還有一些聲音認為,按照美國社會當前的情況來看,特朗普當選實屬“意料之中”。您帶領的海外人才研究團隊本身并不研究選情,這次是什么契機讓你們把目光投向了這里?對于特朗普的勝利,是否感到意外?

高子平:美國大選確實不是我們的海外人才研究團隊主要的研究方向。但是,在今年9月初,結合對美國的勞動力市場的數據分析,我們就得出了結論:除非出現不測事件,否則,特朗普將會當選總統。

長期以來,我們都在關注外國留學生在美國就業的問題,因為在美國就業的難與易、就業滿意度的高與低直接影響了留學生們是否回流的選擇。早在2012年,美國就提出了STEM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法案,也就是“科技工程留學生就業法案”。通俗地講,就是為外國理工科的碩博士畢業生打開留美工作、定居的大門。

我們注意到,這個法案幾經修改,至今沒有被通過。按理說,這樣一個吸收人才的法案,不應該如此“命運多舛”,經過調查我們發現,是美國的勞動力市場出現了問題。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移民問題向來是大選爭論的焦點之一。可以總結出的規律是,經濟一旦低迷,移民問題必然更受爭議,因為移民的規模、層次和結構直接關聯整個美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影響了本土勞動力的就業問題。

這讓我們意識到,在全球經濟形態系統全面轉換的今天,必須從更廣泛的層面去理解美國勞動力就業市場的變化。

解放周一:但是,從美國近幾年發布的數據來看,經濟呈復蘇的狀態。勞動力就業市場的格局究竟是如何影響這次選情的?

高子平:從表面上,經濟的確在復蘇。然而,我們不能泛泛地看這些整體性數據,而要明確一點,那就是GDP的增長未必能帶動就業率的提高。要問的是,統計機構發布的即時就業率提升了,為什么還有那么多人搖旗吶喊要特朗普上臺呢?是不是原有的就業率統計方式出了問題呢?

在我們進行海外人才研究時有一個習慣,就是不看信息采集的結果,而先察看其過程是否存在問題。懷著這樣的態度,我們發現,原有的就業率統計確實出現了漏洞,官方拿著所謂低失業率的數據“表功”,實際上背后隱藏了巨大的失業人口。在美國,還有相當一大批青壯年勞動力根本沒有進入勞動市場,他們沒有被登記到失業行列是因為他們甚至連工作都沒有開始找。

統計結果顯示,2010年至2015年間,美國青壯年(25-54歲)勞動力沒有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比例從16.91%穩步攀升至19.15%。這部分群體拿不到救濟金,得不到社會的救助,被完全排除在市場競爭體系之外,是徹底的“邊緣者”。這種情況下,他們怎么可能對現狀滿意?

事實上,這些青壯年連接著一個個家庭、一個個朋友圈、一個個所謂的“美國夢”。所以,當特朗普在2015年首次宣布參選總統時嚷嚷著“美國夢死了,我要把它找回來”的時候,美國的精英階層沒有意識到特朗普在對誰講話,他說出了誰的心聲。

“三座大山”下的社會撕裂

解放周一:也就是說,這樣一個牽扯到眾多人口的重大問題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成為后來選情的重要推手之一。那么,勞動力市場為什么會疲軟?有沒有相關的解決措施?

胡雯:總體來說,這個問題確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在發達國家,由于福利水平較高,一部分青壯年勞動力自愿失業。英國的情況就是如此。自1998年時任首相布萊爾發布“工作福利”計劃至今,英國政府一直在鼓勵青壯年就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數據表明,2015年青壯年未進入勞動力市場比例仍超過了21%。美國福利不如英國,但自愿失業人數也不少。

與此同時,產業結構調整的大環境下,勞動力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影響更深。

從學歷分布上來看,本科及以上學歷青壯年就業水平仍維持在93%以上,高中及以下學歷青壯年就業水平從1964年的97%左右快速下降到了2015年的83%左右。這表明產業結構調整后,勞動力市場對低學歷青壯年需求量相應下降。

從地域分布上來看,像密歇根州、印第安納州、俄亥俄州這些以制造業為主的重工業州,以及以采礦業為主的西弗吉尼亞州和路易斯安納州等地,都受產業結構調整影響,青壯年就業率顯著下滑。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中西部地區、綽號為“生銹地帶”的選民們,正是把特朗普推上總統位置的“主力隊員”。盡管美國今年6月以來陸續出臺政策增加勞動力總需求,包括政府主導進行公共基礎設施投資以吸納低學歷勞動力,以及對吸納長期失業勞動力、老兵等就業困難人員的企業給予補貼等措施,這些“沉默的大多數”還是用選票表明了態度。

解放周一:所以,我們研究大選,就不得不關注就業,談就業,其實談的就是民生。老百姓基本的生存狀態、發展機會、權益保護問題都反映著社會治理的好壞,關乎社會的繁榮和穩定,這一點,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高子平:是的。從宏觀層面來講,盡管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差異化、多元化的世界之中,不同國家、民族、社會群體之間存在著各色差異,但作為人,我們具有一定的類屬性,全人類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今天要來探討這個話題的邏輯原點。

從美國的情況可以發現,一旦精英群體和基層民眾嚴重分化,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社會撕裂,產生嚴重后果。所以我認為,特朗普當選總統可以被視為美國基層民眾的一次大規模泄憤事件,是曾經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升級版。諷刺的是,特朗普身為知名的富翁,卻搖身一變成為了美國窮人、失利者的代言人,其中意味不言而喻。

解放周一:社會撕裂和分化具體指什么?背后有著哪些原因?

高子平: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冷戰的結束,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紛紛加快了市場化進程,全球一體化進程大大加快,直接推動了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全球信息化。從人類社會整體發展的角度來看,全球化與信息化將全人類社會更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但是,從全球化與信息化背景下的特定的個人、國家、族群、區域來看,恰恰是全球化與信息化凸顯了他們之間的差異,并且毫無掩飾地將窮與富、強與弱、得利與失利展現在全世界面前。

在我看來,對于相對后發國家、后發族群以及社會上的“弱者”而言,正是近年來過度、甚至過分的全球化,造成了這種撕裂。這是全世界必須共同關注的問題。

首先,過度的互聯網化拉開了第一道口子。要明確的是,強調互聯網+戰略、與實體產業融合發展的路子沒有問題。但互聯網只是工具,不能放任某些產業“豎起一個、摧垮一片”的情況發生,讓極少數人迅速集資本與利潤于一身,而使得大批個體勞動者莫名其妙地成為了墊腳石。

其次,過度的金融化對實體經濟和社會民生弊大于利。資本是市場的血液,但血液過多或者流速過快,都會對市場造成嚴重的沖擊。規則與機制不完善的環境下,國際游資到處投資作怪,掌握資本的極少數人運籌帷幄,卻看不見資本掠過之后的遍野哀鴻。

第三,過度的房地產化不斷挑戰著基層民眾的心理底線。我們知道,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就是2007年美國房地產泡沫造成的次貸危機。資本過度流向房地產市場刺激各地房價飛漲,并不能提高社會的生產效率、直接創造價值,結果讓普通人的生存壓力越來越大。

上述三個方面匯聚到一起,就成為了任何一個社會普通勞動者所要面臨的“三座大山”。重壓之下,一線勞動者被邊緣化,社會撕裂加劇。

輿論主流未必代表社會主體

解放周一:奇怪的是,當前的網絡時代中人們有了更多的表達機會和更深的聯結,但為什么美國主流媒體這次集體誤判、輿論集體“跑偏”,對社會撕裂造成的影響預估不足呢?

高子平:網絡的平臺屬性為所有人提供了幾乎相同的表達機會,但這些表達會受到選擇性地關注。

一方面,已成規模的某些網絡表達(及相應的社會群體)因為帶有顯著的情緒化、虛擬化特征,往往難以引起正式的社會關注。比如我了解到,美國中西部鄉村的白人失業青年在以城市為單位衍生的中小型社交網絡平臺上發出的聲音其實不小,也有相關輿情分析研究機構提醒社會關注,但收效甚微。

另一方面,不同網絡群體的表達方式方法及頻次等均有很大不同,難以精確劃分類型。因此,某些群體的聲音很容易被視為“說說而已”,或者被視為社會輿論表達的正常、健康的一部分,甚至被簡單地歸納為“憤青”。這樣的簡單化處理,難以判斷這些表達的規模和影響力,更別提聲音背后社會群體的生存狀況了。

當前的網絡時代中,表達的生動性、轟動性可能遠遠比真實性及理性思考更受青睞,而網絡表達的淺顯、動態特征又讓聲音很快被覆蓋、淡忘。

問題在于,美國主流媒體和輿情分析機構還沿襲著過去的信息采集方式,一味關注“主流聲音”,沒有意識到主流未必是主體。那一大批失業的青壯年勞動力在網絡表達得不到回應之后,很可能就選擇了沉默。他們對傳統媒體的冷漠,可能與弱勢群體的表達能力與渠道有關,也可能反映了其對既得利益群體的失望與無視。

解放周一:大選早已結束,但討論和反思依舊如火如荼。網絡時代的輿情把握,需要怎樣的新思路?

高子平:如今,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排外主義等融為一體,相互借力。美國大選、英國脫歐、南歐國家右翼政黨的崛起所反映出的問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認為,妥善處理網絡時代的基層輿情問題,必須立足基層、面向百姓。

中國有句俗話叫“不講話的不一定是啞巴”。在應對網絡時代的輿情時,要清晰地認識到,輿情分析不能出現空白點,不能“抓大放小”,不能只抓主流,而是要全面客觀地分析。尤其是針對弱勢群體的不規范、不連貫、甚至不理性的表達時,更需要借助于準確的信息加工與數據清洗,得出客觀、科學的結論。

本次美國大選之中,我們發現號稱“無冕之王”、一向所謂客觀公正的西方傳統媒體日趨精英化、貴族化,導致了他們無法獲得來自一線的聲音。

民生問題是普羅大眾永久關注的話題,也是派生各種輿論傾向的根源。因此,只有立足基層、面向百姓,網絡輿情才能反映社會現實情況。發揮建設性的輿論引導與合理建言的作用,使基層民眾的合理訴求得到必要的回應,網絡平臺方能成為社會治理中的綠色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