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垃圾處理不及格。”這是北京市市容管理委員會副總工程師、研究中國垃圾問題30年的專家王維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的第一句話。

從上世紀80年代起，北京市遭遇“垃圾圍城”，垃圾處理問題開始成為全國大小城市的心頭大患。此后，垃圾分類、垃圾回收、垃圾焚燒、垃圾填埋等話題進入社會生活，并經歷著艱難蛻變。“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這是最終寫入中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1996年施行）和《循環經濟促進法》（2009年施行）的垃圾處理原則。

幾十年過去了，我們做得如何？怎樣才能邁過垃圾處理的及格線？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采訪。

拾荒大軍“消化”垃圾

1983年，北京城經歷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垃圾圍城。當年，北京市政府做了3次遙感航拍，發現在今天北京三環和四環附近的地區，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高達4700多個，50平方米以下的更是不計其數。北京城的垃圾處理，迫在眉睫。

1987年，來自四川巴中的杜毛線和許季才，敲開了王維平辦公室的門。杜毛線原來是巴中山區的民辦教師，一家人生活十分困窘。他和許季才琢磨，撿垃圾或許可以掙錢。但當時進垃圾場要批條子，他們就找到了剛好管這事的王維平。

王維平同意了。在當時，北京的垃圾場主要是國營，員工處理垃圾的積極性不高，垃圾回收的效果很不理想。既然有人愿意來撿垃圾，當然是撿得越多越好。“那會兒小區沒有垃圾站，小區有個三面圍墻，小區垃圾都往這里頭扔，然后收垃圾的人用三輪車去撿垃圾。”于是，杜許二人帶了500個巴中老鄉，住進了垃圾場。

王維平說，“當時他們分了6個組，玻璃、金屬、塑料、膠皮、碎磚頭還有一些別的，每個人每個月就能撿1500元錢。他們撿完了之后就運到城鄉結合部，有交易地點，占地200畝到500畝，是跟當地農村租的地。交易點里面分攤位，這個攤位專門弄金屬，那個專門弄玻璃，拾荒者把各種廢品從城里或者其他地方垃圾場弄到這里賣，賣給河北人。”其中，金屬運到霸州，塑料運到文安，紙袋、包裝運到保定，鞋底運到定州，玻璃運到邯鄲，那兒有小加工廠，這就形成了垃圾處理的民間產業鏈。

從1987年到2006年，在經國務院批準的664個城市中，收廢品撿垃圾的人數高達230萬。在北京，拾荒大軍的人數從1998年的8.2萬人上升到2006年的12萬人，到了2014年，更是達到了17萬之眾的巔峰。垃圾集散地幾乎和規模化的拾荒大軍同時形成，到2014年，北京城共有垃圾集散地82個。早期租片地就能做集散地，而后來圈地劃分攤位，收購垃圾過秤交易已經十分專業化。

在利益的驅動下，這支拾荒大軍橫掃了北京市所有的垃圾站點。據相關部門統計，2013年，北京運到垃圾處理場的垃圾有700萬噸，拾荒大軍運出北京城的垃圾也是700萬噸，這意味著，北京市的一半垃圾都是拾荒者“消化”掉的。

北京的第一次“垃圾圍城”，就在這樣的垃圾產業鏈中得以消化分解。到2008年，隨著奧運會等一系列國際盛會在北京舉行，京城城市環境治理的力度加大，步伐加快。城市環境得到進一步改善，城市垃圾處理也漸漸規范化和專業化了。

然而，到了2015年，情況發生了變化。從北京開始，廢品回收出現了全產業鏈的危機。為了治理環境，河北關停了大多數的小造紙廠、小冶金廠，廢品的價格就此跌落。2014年，城里的拾荒者原來一噸紙板賣1400元，現在只有400到500元，鐵原來1公斤1.8元，現在0.4元。同年，北京原有的82個垃圾集散地關了80個，廢品的中轉站一夜之間近乎消失。

同時，新的垃圾圍城問題在北京出現。消失在主城區的垃圾，開始漸漸出現在北京周邊的農村。由于北京附近農村的垃圾排放和管理較為原始，農民對垃圾處理的意識淡薄，京城周邊的農村變成了“垃圾站”。

“三化”舉步維艱

2010年，一部名為《垃圾圍城》的紀錄片引發一時轟動，攝影師王久良將鏡頭直接對準了北京市的生活垃圾，讓它以更為集中而具象的方式，呈現在每一個垃圾生產者眼前。

化解“垃圾圍城”需要一個復雜的垃圾處理鏈條。以居民生活垃圾為例，從居民下樓丟棄垃圾進小區垃圾桶開始，垃圾就進入了漫長的運輸與處理過程，從小區垃圾桶至最近的垃圾處理站，經簡單分揀與壓縮處理后運至附近的垃圾場，再從垃圾場運到最終的垃圾填埋場或垃圾焚燒中心，最后，垃圾被填埋或焚燒，變成土地中的轉化物或一車車渣土。

每一個環節，都需要城市垃圾站點的合理規劃和人員配置，也需要每一個步驟的設備與工藝符合環境標準。垃圾焚燒問題就曾引起過激烈的社會爭議。垃圾處理事業中最受關注的也就是這一頭一尾，源頭上的“垃圾圍城”和末梢上的“無害化”。

實際上，“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是一同被寫入《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的，在這“三化”的排序上還進行過激烈的爭論，最終無害化排在最后而減量化放在首位。

可惜的是，在最顯性的“無害化”問題上，情況也不是很理想。在王維平看來，“無害化”的處理問題經過了漫長的責任不明期，直到去年國務院城市工作會議上，才明確城鄉垃圾歸住建部統一管理。

在“減量化”問題上，全世界有6條通用的舉措：限制包裝、凈菜進城、舊貨交易、廢品回收、垃圾分類和不剩餐。王維平說，這6條分屬商務部、農業部、國家發改委循環經濟處等多個部門，難以集中發力。以凈菜進城為例，每向城市運進300噸毛菜，其中就有1/5是垃圾，一來一回，便產生了120噸的無效運輸，與其這樣，不如把菜在田間地頭就弄好。

另一方面，垃圾資源化多依靠“拾荒大軍”。根據北京市市容管理委員會的數據，2012年拾荒大軍的鼎盛時期，北京城每天過磅的垃圾量是1.64萬噸，而現在是2.3萬噸，少了廢品回收的環節，垃圾驟然增加。王維平算過一筆賬，少了龐大的拾荒隊伍，北京每年起碼多花11億元的垃圾處理費。

“綠水青山”需要多方合力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垃圾處理得好，綠水青山才有基本保障。

王維平認為，現在中國的垃圾處理事業，到了轉型期。首先，國家正在設法培育正規的企業，通過科技手段提高提質增效，比如收廢品引入物聯網的概念，省時省力。其次，用正規軍、高科技取代拾荒大軍的時機來了。應該實施低利用價值回收物補貼，塑料、金屬、玻璃、紙、膠皮，得根據回收的量來補貼，前期可由政府進行資金補助，產業鏈培育起來之后，就可以按市場規則來運作。

目前，城市垃圾處理的動員工作已經就緒，社會各界紛紛采取行動。在政府層面，考慮到過去多部門管理存在的效率和執行力低下的問題，北京市成立城市管理委員會，廢品回收由管委會統一負責。在農村，從2007年起，清理農村垃圾的試點工作已經在著手進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門頭溝區王平鎮16個自然村處理垃圾的成功案例——“王平模式”。

王平鎮通過物資補助的方式，調動農民的處理垃圾的積極性。負責人員先讓村里沒有勞動能力的人把諸如牲畜糞便、枯枝敗葉、剩飯的有機垃圾分開，然后對他們給予洗衣粉等物資補助。剩下的塑料、玻璃再進行細分，湊夠一車的數量，就可以聯系京城的拾荒者，以低于市場價的價格賣給他們，這就減少了80%的垃圾。剩下的20%運到垃圾場集中處理。這種做法，既節省財政經費，又增加回收速度。當地政府把從拾荒者手里賺到的賣廢品錢繼續用來給大家買油鹽醬醋，做分揀垃圾的補貼資金。如此一來，就形成了一個良性的循環。

“總的來說，我們都是在挽救這個行業并迎接它的轉折點。”王維平表示，在“十三五”期間，無論是生活垃圾還是餐廚垃圾，要實現其資源化都必須重視制度創新。“只有用新辦法，才能解決垃圾治理中遇到的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