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上午，福建安溪法院到長坑鄉(xiāng)崇德中學，集中對3起電信詐騙犯罪案件11名被告人進行公開宣判。張某明、蘇某成和上官某星等11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兩年六個月至十一年九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和追繳違法所得。（10月22日《泉州晚報》）

說到當前的電信詐騙，相信沒有人不出離憤怒。這一新聞出現(xiàn)后，我們一方面為當?shù)厮痉ú块T對電信詐騙犯罪案件的審理感到欣慰，但另一方面，這一名曰“公開宣判”，實質(zhì)為公判大會的判決方式，卻實在讓人五味雜陳。

公判大會在法律上的定性，其實早就明確。早在1988年，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聯(lián)合下發(fā)《關(guān)于堅決制止將已決犯、未決犯游街示眾的通知》，規(guī)定將已決犯、未決犯游街示眾都是違法的；不但對死刑罪犯，對其他已決犯、未決犯及一切違法的人員也一律不準游街示眾。2003年，最高法院再次下文，明確規(guī)定不準公審公判，堅決反對集中宣判和執(zhí)行。而從輿論的反饋來看，民眾對于這種方式的反感也越來越大。

這次安溪對于11名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的宣判，雖然稱不上是“游街示眾”，但集中宣判的性質(zhì)已然坐實，也釋放出強烈的示眾色彩。更為關(guān)鍵的是，從曝光的現(xiàn)場照片可以看出，在主席臺上就坐的，不只是法官等庭審程序所必要的司法工作人員，而還有當?shù)氐胤近h政部門的領導，這無疑與司法意義上的公開宣判顯得格格不入。說得輕一點，這是對庭審儀式感的破壞，說得重一點，這可稱得上是知法犯法。

確實，若熟知安溪作為電信詐騙犯罪重災區(qū)這一現(xiàn)實背景，就不難領會當?shù)叵嚓P(guān)方面安排這場公判大會的用意。在某種程度上，這一聲勢浩大的安排，一方面是為了展示當?shù)卮驌綦娦欧缸锏臎Q心和魄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借機普法。這其實和不少地方公判大會的目的是一致的。然而無論是公判大會走進學校，還是組織地方民眾“觀摩”，這一方式究竟能夠起到怎樣的普法教育卻一直是一個疑問。畢竟，如此表演色彩強烈、有著行政力量參與的公判大會，缺失了法庭審判的固有儀式，反倒更容易讓人產(chǎn)生人治壓倒法治的印象。而事實上，遏制電信犯罪的發(fā)生，在根本上不在于公開宣判的“殘酷”，而在于法治的如影隨形。就此而言，這樣的公判大會，不僅違法，在效果上恐怕也只能與其預設目的背道而馳。

囿于當?shù)仉娦旁p騙犯罪的多發(fā)，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對地方形象的負面影響，當?shù)赜嘘P(guān)部門在治理電信犯罪上的焦灼心理可以理解。但如此劍走偏鋒，依賴公判大會的方式來宣示治理決心，無疑是一著險棋。殊不知，電信詐騙的大量衍生，本身就是地方法治生態(tài)的一種負面寫照，若在電信詐騙犯罪的治理上，仍沿襲一種違法的方式，顯然只會繼續(xù)加劇地方司法公信的流失，也難免給人留下治理上的“黔驢技窮”之感。

電信詐騙確實需要得到高效的治理，但法律的邊界，無論在什么時候都應該得到恪守。治理者既不能利用民眾對于電信犯罪的“復仇”心理，來無視和損害犯罪嫌疑人的正當權(quán)利；也要克制自身的治理快感和沖動，防止“頭腦發(fā)熱”。發(fā)生在安溪的這場有關(guān)于電信詐騙犯罪的公判大會，其所釋放的警示意義，值得更多地方吸取。（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