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歷史學家、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彭林在東南大學，為師生做了一場題為“禮樂雙修與走出‘半人時代’”的講座，他指出，“老公”一詞，在古代是太監的意思，現代人的很多習慣是有失禮儀的。這場原本囿于校園內的講座，一下子成了話題。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稱謂真的錯了嗎？（10月19日《現代快報》）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已經習慣了“老公”“老婆”的叫法，對于這一稱呼，大多數人并不會過多在意其背后的語言形式，反倒是一些專業人士會去刻意探究。類比到具體情景而言，如今清華教授的一席話，更像是一種學術與通俗之間的爭議，并不是說“老公不雅”這樣的觀點一無是處，相反，我們在看待這一爭議時，應該抽離斷章取義的思維，回到語言文化的社會應有價值層面。

梳理此次爭議不難發現，圍繞一個不雅詞匯的爭論，多方意見已經上升到了語言通俗化層面的思考，這是好事，可以讓我們的日常用語更加規范，也能讓博大精深的語言文化得以在眾人面前展現。可關鍵問題在于，“老公”一詞是否屬于不雅，不能僅由一家之言決定，因為這種專業權威的觀念，非但沒有從實際生活出發，反而還跟通俗的文化背道而馳。

其實，“老公”和“外子”的稱呼誰更文雅，這一對比在一開始就存在邏輯硬傷，因為，從實際生活層面而言，包括“老公”“夫人”在內的所有日常稱呼，都是基于人們應用語言的接受程度。大家都這樣用了，慢慢也就習慣了，至于是否文雅，可能也就只有真正落實到書面上，才會認真思考。換言之，對于語言的使用，并沒有所謂的適合與否的判別標準。正因如此，我們就沒有必要糾結其中的是非曲直，語言的應用是與時俱進的，有時代的痕跡，對于這一變化，不能過于保守。

然而，彭林教授的觀點也有一定的有益價值，畢竟，在涉及一些規范用語時，我們不僅要了解語言背后的淵源，更要看到語言的發展也是社會約定俗成的。語言不分好壞，只是有效和無效之分。可以說，一些日常稱呼的使用，既明確又含糊，既犀利又曖昧，當遇到某些意見不便于用言語來直接表達時，通俗的語言更能夠幫助人們進行“最直接也最安全的交流”。同時，不斷創新著的通俗語言，體現的是對社會現象的集融，有規避風險的作用，因為其杜絕了“白紙黑字”的法律風險，能夠幫助人們勾勒一段無法用書面生詞描述的形象。

當然，大多數生活用語確實不合時宜，類似“老公”“老婆”等詞匯，它的示范和樣本意義并不強。然而這并不代表這些通俗稱謂全無可取之處，一些詞匯確實不符合當代漢語規范要求。但是，在日常行為習慣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它們卻契合了親近、通俗易懂的特征，這些詞匯的個性表達，更多的則是對現實社會的折射。一般書面化用語表達不出的含義，口頭用語卻能緩解這種尷尬，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這些稱呼拉近了現實社會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在如今這個代際隔膜越發明晰的年代，人們接受信息的過程轉瞬即逝，很多“接地氣”的稱呼，正是對社會語境的真實概括。

由此可見，無論是書面用語還是口頭用語，其實都是語言文化的承載體，最終都要回歸到社會應有價值層面。通俗也好，書面也罷，約定俗成的語言規律，本質上就需要與時俱進，而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時刻樹立包括語言文字在內的文化自信。感受語言文化的有益價值，既要合理、規范、文明地使用書面語言，也不丟失習以為常的口頭用語，只有這樣，才能為漢語傳播提供更為廣闊的清新土壤。（宋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