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目前，抑郁癥患者似乎有增多的趨勢，您覺得是什么原因？

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內科副教授王紅星：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估測，全世界目前至少有3.5億人罹患抑郁癥。

在我國，尚無準確的抑郁癥的患病率的調查，有的說：我們目前估計有2600萬抑郁癥患者。但是憑臨床經驗，確實能夠感受到門診抑郁癥的人數越來越多。

其中的社會原因包括多方面，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加快，人們的生活環境發生了不可抗拒的變化，生活習慣也隨之變化，這種變化是一種客觀的不可逆轉的應激因素。

其次，生活節奏變快和競爭壓力不斷增大，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個體，不僅要適應日益變快的生活節奏，而且還要面對工作、生活、社交中面臨的競爭壓力。這些因素當然也是個體所面臨的各種不可抗拒的應激因素。

最重要的原因是：該群體因病恥感不認為自己的抑郁癥是精神疾病，而通常首診就診于綜合醫院，且以軀體不適和各種神經系統不適為主訴在綜合醫院的不同科室反復就診。但我們目前綜合醫院的醫師培訓體系尚未把抑郁癥等納入到必須的培訓內容中，因此，綜合醫院對該癥的識別率低，診斷率低，治療率更低。據報道，綜合醫院對抑郁癥的識別率和診治率均不足10%。

記者：目前抑郁癥患者自殺嚴重嗎？

王紅星： 抑郁癥被稱為21世紀人類的主要殺手。據報道，嚴重的抑郁癥患者中有15%會選擇自殺來結束生命，2/3的患者曾有過自殺的念頭，全世界每年因抑郁癥自殺死亡的人數估計高達100萬。在自殺案例中，70%是因抑郁癥自殺。如不加以治療，15~30％的抑郁癥患者將死于自殺。

抑郁癥患者自殺的特征：一是計劃周密，難于防范；二是自殺不一定在最嚴重時出現，常在疾病開始好轉時發生；三是自殺可采取十分意外的形式，或需忍受極大痛苦的方式；四是病情不符合規律突然“好轉”，提示病人準備自殺，以假象麻痹周圍人；五是患者可先殺受其撫養者，后自殺。

記者：對于抑郁癥，怎么預防？

王紅星：首先，最為重要的是積極就診，接受專業的診斷和治療。

其次，在接收正規的藥物或非藥物治療的前提下，積極開展體育鍛煉，心理治療，掌握相關抑郁癥的知識，各種康復調理。

第三，要了解自己的性格。當面對壓力時，積極和親人、朋友、周邊的同事溝通，獲得必要的社會支持，以減輕或弱化面對壓力時所產生的應激反應。

第四，服用必要的營養神經細胞的食物或功能性營養品。通過增加必要的神經系統的營養來改善大腦細胞的活動。

第五，通過調整自己的飲食習慣來改善和調節胃腸道的微生物組成。研究顯示，腸道微生物的組成通過復雜的途徑包括神經免疫、神經內分泌等多種途徑來影響大腦功能和情緒。

記者：抑郁癥有什么特征？目前的就醫情況如何，有何政策建議？

王紅星：抑郁癥患者的人數越來越多，產生的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多。當前，對于抑郁癥患者有兩個鮮明特色。

一是抑郁癥的主訴多，可以是全身各個方面的，包括各種情緒困擾和身體不適。其中，身體不適包括：頭痛、疲乏、睡眠障礙、頭暈、疼痛、胃腸不適、性功能障礙、月經問題。情緒困擾包括：憂郁、不快樂、無望感、自尊較前下降、記憶障礙、注意力不集中、焦慮、憤怒、煩躁等。

二是抑郁癥患者常常首診于綜合醫院。因此，綜合醫院是抑郁癥識別、診斷、治療、預防、和康復的主戰場和前沿陣地。

面對日益增多的抑郁癥患者首診于綜合醫院，社會應主動應對該現實，積極為抑郁癥患者提供最優的醫療服務。為此，綜合醫院應加強為抑郁癥患者提供診療服務的能力。

最有效的途徑是即刻改變我們當前的住院醫師培訓體系，急切呼吁：

一要在當前神經病學和內科住院醫師培訓體系中增加抑郁癥的內容，變選修內容為必修內容。尤其是北京地區。全國各地患者包括抑郁癥患者常常把就診于北京地區的醫院作為看病的終極診治地，因此北京地區的住院醫師培訓體系應即刻改變(向美國的住院醫師培訓體系學習，采納其要求)。

二要強化科學普及，增加人們對抑郁癥相關知識的可及性。讓大眾知道，當患有抑郁癥時候，在哪里能夠獲得及時正確的診治，從而減少因受網絡上那些不當醫療廣告的誤導而延誤診治時機和避免不必要的錢財損失。

三要積極推進抑郁癥的大腦機制研究，為患者提供最優的服務。尋找抑郁癥患者，尤其是不同亞型抑郁癥患者的大腦不同機制。聯合不同學科，充分利用神經科學平臺，如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高、精、尖的多種儀器設備，多維度地尋找抑郁癥的生物學機制和客觀標記物，從而提供不同的診斷治療途徑和方案。（記者耿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