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就是讓我們簽署意外死亡學校免責條款嗎？”說這話的，是天津醫科大學的一名學生。原來，最近，天津醫科大學要求學生簽署一份“參加大學生體質健康測試責任書”，其中第四條規定：學生如果因測試造成或導致傷殘、人身損失或死亡，學生及其家屬放棄追究組織者賠償的權利。由此引發學生的不滿，才發出了這樣的質疑。（9月29日《央廣網》）

類似做法已出現多起，譬如2013年，東莞理工學院城市學院要求新生與校方簽訂《學生管理與學生自律協議書》。協議書明確：“學生本人對自殺、自傷引起的后果承擔責任”。2014年，蘭州城關區一名高齡環衛工被迫簽“生死狀”，承諾工作中的一切人身損害由自己承擔。有了法律和權利意識的雙重缺失，傷殘免責“生死狀”自然無以獲得法律的支持，也得不到道義的放行，然而為何相關責任主體依然樂此不疲，根本原因還在于心存僥幸。

其實，對于學校的權利保護，法律有著明確的規定。教育部發布的《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學生傷害事故，學校已履行了相應職責，行為并無不當的，無法律責任。其中第三條規定，“學生有特異體質、特定疾病或者異常心理狀態，學校不知道或者難于知道的”，第四條規定，“在對抗性或者具有風險性的體育競賽活動中發生意外傷害的”。從這一點來說，只要事后的認定能夠確定出具體的責任者，那么有無這么一條責任書，都不會影響雙方糾紛的化解。

免責的前提是履行了責任。比如學校要盡到告之義務，并對學生進行必要的體檢。與此同時，學生也必須真實報告自己的情況，不得故意隱瞞情況，比如患有嚴重的疾病等，而導致意外事件的發生。相反，若是學校沒有給予告之或者提醒，而學生又故意隱瞞了自己的真實情況，那么有無一紙“責任書”，都不能成為雙方共同的免責清單。若不能對此有正確的認識，就會對“責任書”過度倚重，從而忽略了自己應履行的責任，并作為無視相對方責任的理由。

學生的不滿與質疑，其實也是基于權利保護的一種焦慮。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學校基于出現事故后，對意外發生后學生和家長“以鬧維權”的憂慮。某種意義講，雙方的這種焦慮具有相似性和共通性，唯其解決之道，還是要在對自己負責的同時，具有反求諸己的立場，如此才能避免和防止免責書最終成為自我安慰的擋箭牌。

盡了職責并不代表沒有責任，考量盡責的好壞，按照通常的說法，“不看過程看結果”。事實上，校園安全事故頻頻發生，并不在于基礎約定，也不在于安保條件，而在于人性的管理和對學生心理的關懷。很明顯，有沒有“生死狀”，學校當承擔責任還得照樣承擔，一張“生死狀”起不了“免責牌”的作用。

所以，與其強簽“生死狀”逃避責任，不如扎實做好工作未雨綢繆，這才是責任主體應有的態度和作風。若是沒有基于權利的立場，并以法治的思維和方式去解決問題，心存僥幸就會成為權利漠視，利己的焦慮就會演變成一種不信任和對立。沒有了法治的解決路徑，傷殘免責“生死狀”就會成為群體互傷的兇器。（堂吉偉德）